关于云南文学创作的几点意见

——冉隆中在红河会议上的发言　　

我个人赞同黄尧对云南当下长篇小说估价的六个字：量多、质欠、精少。从全国横比，与云南纵比，这是基本事实。三十多年前，北京评论家刘锡诚，对以小说为代表的云南文学有个基本评价，大意是，一两年不看云南小说，不会漏掉好作品。这曾经激起过云南文学界的公愤，也确实伤害过云南文人的自尊和感情。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有所改善，但没有完全彻底改变。举例说，《十月》回顾创刊35周年所发优秀作品，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作品列举了好多页，没提到云南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就在这一期上，有夏天敏小诗，雷平阳篇幅很长的散文，而且重要作品的篇目题写，是雷平阳书法（早几期是夏天敏书法）。但是拉清单时，仍然有意无意忽略了云南所有作家作品。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今天云南作家在外人眼中的评价状况。云南作家当然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会用“三个自信”的话语格式，可以保持云南文人的观念自信、题材自信、手法自信。

黄尧对长篇价值判断，用了一个词：唯一性。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概括。长篇小说，因其容量的巨大，它确实体现写作的难度和高度，但也不可不必神话长篇。好的长篇，肯定是具有唯一性特征的作品，既有很强的原创性，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从这个观点来看作家莫言的小说，他是有原创精神的作家，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主要集中在他早期的短篇、中篇和部分长篇中，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天堂蒜苔之歌”等一批作品，直到《丰乳肥臀》，他在文学中表达的关于战争、历史、人物的美学观点，曾被人视为“非英雄化”昆明的代表作家，他将农民、土匪、英雄拴在一起塑造人物的方法，对当时文学走向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起了极大的倡导示范作用。他确实是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角色、新典型的一位作家。当茅奖将荣誉赠送给他《蛙》的时候，我只能说，这是实至名归，这个名誉是对他大半生文学的奖赏，而不是对这一部具体作品的奖赏。就像一个人已经吃了五六个馍，到第七个馍时，这个人才感觉到饱了，道理一样。用这个比方来看诺奖，也一样。

　　如果以我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刘震云的小说，特别是他的《我不是潘金莲》，我觉得这才是一部充分体现东方智慧、中国风格、汉语趣味的小说。我特别推荐给红河作者，大家不妨找这部书来参照一下。我相信，人人都能读懂这本书，也能一气读完这本书。这是一本没有阅读障碍的书，这才符合小说是写给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看的基本原则。外行可以看其中热闹，内行可以看其中门道。这部书打通了很多东西，比如类型化与个性化的对立和统一。所有通俗化作品基本都是类型化的，这部作品也借助了类型化的“壳”，但人物确是及其个性化，丰富复杂多义的，耐人寻味 的。这部作品运用了大量的漫画、夸张、讽喻，却做到了夸而有节，并不油滑，处处体现了作家的东方式智慧、幽默，可以说做到了深入浅出，对现实的批判、讽刺、挖苦、鞭辟入里、入本三分，却又拿捏得相当有分寸，让即使是带了有色眼镜的书 ，也找不出这本书的什么岔子。这本书，故事好，语言好，人物形象好，结构的别致新颖，也让人开眼界：全篇都在写序，正文只有很少篇幅，故事就戛然而止，让人在阅读中，有辛酸，有愤怒，有开怀，有感动，阅读快感达到了某种极致。小说是没有特别深奥的道理，特别高深的哲学，特别牛逼的学问，也不需要大学教授一会儿结构一会儿解构地拿来卖弄，但它确实可以成为大多数中国小说写作者的经典案例和教科书。这是修养和技术都达到炉火纯青的聪明写作者，才玩得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