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文：香烟纪念碑
商品的消费具有两重性，一是物质性，二是精神性。物质性是商品的实用价值，精神性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对一般商品我们消费的是它的物质属性，可是，一旦某种商品成为品牌之后，消费者对它的拥有和获取就不仅仅是出于实用目的，更是为了符号价值，为了得到精神满足。如果事情发展到极致，这种商品的实用性可能会被忽略，大家争相去消费它的精神性，把它作为某种身份、地位和品位的象征。一种商品一旦到了这种境地，必畅销无疑。
商品的品牌是创造出来的，这毫无疑问。这种创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质性的生产，严把质量关，精益求精；二是为其注入文化养分，让它与历史文化相关联，赋予它一定的精神价值。这二者缺一不可，真正高明的商家不会只埋头生产，更注重对商品的文化加魅。
作为历史悠久的云南烟草行业，他们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显然是高明的营销专家，他们在孜孜不倦地为消费者生产美轮美奂的云烟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为他们的产品注入文化营养。长篇纪实文学《重九·重九》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思路下诞生的，它是为云烟铸造文化魂魄的扛鼎之作。
我从来不反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模式，而且也认同文化的繁荣必然建立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主张以务虚为业的作家艺术家，也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务务实，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现实的社会活动服务，为物质生产鼓劲。毕竟作家艺术家不是生活在虚拟时空中，他们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不但改善全体民众的生活，也必然惠及作家艺术家自身。在所谓“纯”艺术与实用性艺术之间没有尊卑优劣之分，赵树理写过《小二黑结婚》，也为家乡的农民写过春耕生产报告，老舍写过《骆驼祥子》，也为扫盲活动写过快板书，这些通俗性实用性的文字并没有减弱他们的文学光彩，相反，这倒成了他们大家风范的标志。谁如果以所谓的纯文学鄙视为现实服务的实用文学，这既表现了他对文学发展史的无知，也表现了他对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趋势的隔膜：最早的文学艺术本来就是跟生产活动融合在一起的，是生产劳动的一部分，现代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审美泛化的态势，即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艺术和物质的结合，审美和生产的结合让当代艺术全面而迅速地跨越了纯艺术的藩篱。
文艺创作与物质生产的结合在当代不成为问题，关键在于这种结合是不是融合得天衣无缝。融合得好是艺术，融合得不好就是广告。以这样苛刻的眼光看待《重九·重九》，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冉隆中和段平的艺术探索为当代实用文学体裁树立了一个经典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