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远古对话 全国最大贝丘遗址考古发掘记
发布时间:2016-11-16 11:14
信息来源:春城文艺
 兴义遗址 
在深近10米的贝丘遗址坑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朱忠华的身影显得渺小。55个人类活动层,3个时期,在他眼前一一展现。
滇南某地,一个巨大的坑中,地层断面被仔细分层、标注、固定,数千年凝固的历史第一次展露在人们面前。

最先凝视它们的,是一群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贝丘遗址里,他们要寻找远古人类留下的秘密。

兴义遗址

文物陈列室内,遗址发掘文物修护人员张建军正在专注地修复一只尖底瓶。现场挖掘工作已经结束,大量的文物需要修复。

兴义遗址

兴义遗址出土的小孩骨骼

13,14,15。清晰的数字一个接着一个。

20、 21……一直到34,才到达眼前这立方体的边界。每一个数字代表不同地质时期的地层,最底层,便是属于远古人类的原始地貌。

云南玉溪通海县兴义村,两个已经清理完成的贝丘遗址,长宽高均为9米左右的探方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考古队奋战14个月的结果。

领队朱忠华沿着10米长的软梯,面对成堆的螺蛳壳向探方的下方爬行时,时常感到眩晕。这层层叠叠的螺蛳堆积,总让人产生一种联想:人们不单跨越着空间上的距离,每向下一步,都似乎在跨越时间。

这正是考古工作者的事业——与手上的文物对话,还原几千年前人们的生活。

兴义遗址

出土的器皿

工作室常有人来参观,考古队特意将发掘出的婴儿人骨摆放在工作台显眼的地方展示,满足来访者的好奇心。

站在探方底层,朱忠华打量着已完工的遗址深坑。探方长9米,宽9米,深8.2至9.2米,四壁被一圈护栏围绕,护栏里罗列着、堆积着、沉淀着大堆白色的螺蛳壳。

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眼前的这般场景。寻常的房屋建筑之下并非厚实的泥土,而是层层叠叠的螺蛳壳,脚踩在上面,“沙沙”作响。

与其他考古遗址不同,贝丘遗址是指遗迹中包含大量螺蛳等贝类生物的遗址。在国内,只有广西、贵州一带曾出现过,但如此深如此大的探方(考古发掘区),兴义村的贝丘遗址是第一个。

望着这块已被发掘的遗址,朱忠华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对他来说,这是一方宝藏。

对考古事业而言,这个遗址内发现的遗存,或可对古滇文化的起源研究有所突破,完善商周时期西南地区的文化状况记录;于朱忠华个人而言,遗址内的那些遗存勾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那些器型特殊、纹路复杂的文物,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神秘领域。

考古遗址的发现大多出于偶然,兴义村贝丘遗址也不例外。

2015年8月,兴义小学正准备扩建,挖掘机的机械臂正向地底探索时,挖出了一件造型特别的罐子,没多久,罐子下又挖出一截人体骸骨。学校校长当即联系本地文管所,经考察,此地具有文物考古价值。同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朱忠华任领队,在此开展考古工作。考古队一行人将学校腾出的旧食堂改装成工作室,安营扎寨,在这个被称为“工地”的考古现场忙碌了14个月。

摆满了器物的工作室并不神秘。门左侧的墙壁搭起了一个陈列架,上下有5层,放着陶片、鱼钩、纺锤、玛瑙石。房间中央一张矮桌充当临时的工作台,桌面用粉笔划分成各个区域,一些等待修复的碎片摆放其中;桌面的另一端,摆放着从墓穴中清理出的人骨。

工作室常有人来参观,考古队特意将发掘出的婴儿人骨摆放在工作台显眼的地方展示,满足来访者的好奇心。考古队会与当地的村民搞好关系,村里婚丧嫁娶,考古队成员都会去,也是希望老乡们支持他们的工作。

在“滇南贝冢”工作

杨杰钻过盗墓贼的盗洞,刚往里爬了几米,就窜出一条蛇来。他冒着冷汗与蛇对视,以最快的速度向后撤退。

“如释重负。”玉溪市文管所所长杨杰如是评价此次的挖掘工作。他是考古队的一员,从事文物考古工作30余年,资历颇深。

1989年,杨杰参加过一次贝丘类遗址的考古工作,遗址在玉溪通海县海东村。那时,贝丘遗址的发掘是个大麻烦,随着深度的增加,探方四周的螺蛳壳如同流沙一般像中间滑落。由于考古队对贝丘遗址的发掘工作了解不足,开了一个20米长、20米宽的大口子,还没发掘至探方的底层,工作人员便被埋在螺蛳壳堆中进退两难。“算是一次不成功的挖掘。”

如果不能将探方周围的地层固定,在探方内的考古人员就有被滑落下来的螺蛳壳活埋的危险。

这一次,杨杰又遇到了贝丘遗址。思前想后,他、朱忠华以及队员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发掘成功一块土地,就浇灌玻璃胶来固定,浇灌后再用铁丝网支撑。

这个方法很成功,探方被固定得整整齐齐,毫无滑落迹象。这不仅确保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还为接下来杞麓湖畔的20多处贝丘遗址做了示范,算是一项创举。

工地上,杨杰穿着深灰色的多兜马甲,趿着一双拖鞋,手里把玩着手串。他肚子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语调抑扬顿挫,说至情节转折处,他还会把话音稍微停顿一下,仿佛说书一般,很能勾起听者的好奇心。

考古工作者整日和地下的神秘东西打交道,故事俯拾皆是。市面上《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畅销书,更让人们多生出几分遐想:那千百年前的古墓里,到底有没有机关暗器,长了绿毛的僵尸?

杨杰钻过盗墓贼的盗洞。只有一人宽的空间,刚往里爬了几米,就窜出一条蛇来。他冒着冷汗与蛇对视,以最快的速度向后撤退,好在,那次全身而退。

“机关暗器什么的从来没遇到过,但也有几分解释不了的事儿。”杨杰仰着头,眼神飘忽,话音里带上了几分神秘色彩。

朱忠华看过《鬼吹灯》,对于其中的情节不置可否。“倒是很佩服作者的文学水平,拿贝丘遗址举例,作者就可能描写成‘滇南贝冢’,这样一来,当然多了很多神秘的色彩。”

书斋与田野

为了避嫌,考古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搞收藏。

与小说的精彩相比,真正的考古发掘工作其实既严谨又枯燥。发掘古迹的过程就像侦探小说中的线索收集。这方面张建军最拿手,他蹲在探方内,工具是一把手铲和一个竹扫帚,寻找着古代的蛛丝马迹。

考古工作者最常用的工具并不是小说中常出现的“洛阳铲”,那把手铲也是朴实无华——棱角分明的菱形边缘,接上一根圆柱形的手柄。张建军拿着手铲,一边挨着土地轻轻地刮,一边仔细观察,从夹杂着土壤的螺蛳壳层里寻找人类活动的痕迹。

一次又一次,重复几百次之后,手铲被泥块土地打磨成了圆润的形状。此时,土地也变成了土坑,也就可以取更深的泥土,坑道深了,取出的样土里可能会有一些陶片、器皿,或是传统上被用来建筑的厚实的夯土。

张建军看样子就像是有耐心的人。头发柔顺地搭在头皮上,眼角向下垂,眼睛圆圆的,嘴角常带笑意。每发现特别之处,眼睛会眯成一条线。他爱看书,虽然野外作业经常在外奔波,但张建军“一半书斋,一半田野”的愿望也能满足。“有工作就去田野调查,没工作就在家里翻翻书。”

在贝丘遗址,他发现了一处“灰坑”。这是古人留下的遗迹之一,用来清倒垃圾的垃圾坑,但在张建军的眼里却是宝藏。灰坑中可能有很多生活物品,比如陶器、炉灶等。

张建军常被人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不是挖到很多值钱的宝贝?”“你挖到文物是不是可以拿回家?”张建军解释,考古工作不单是“挖宝”,更多面对的是那些外表不光鲜,再普通不过的器皿。这些东西的意义,多是为了方便考古工作者还原当时社会的形态以及组织结构。而

且,为了避嫌,考古界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搞收藏。

在兴义村贝丘遗址的这次考察中,张建军与同事在两个探方里,共发现房屋18座、墓葬20座、瓮棺葬4座、灰坑6座、灰堆10座、道路4条、沟2条、护墙1道,出土标本器物1460余件。

发掘出来的器物很多已经破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修复。修复工作像是稀松平常的拼图,将一同出土的物品放在一起,慢慢拼凑。张建军戴着塑胶手套,经常一坐就是一上午。

贝丘遗址中,出土了不少流口器(瓶口呈弧线形的容器)。张建军推测,流口器大多是盛液体,为什么数量这么多,或许与当时此地的人乐于饮酒有关。

古墓骨骸的秘密

在赵东月看来,人骨不仅没带来恐惧感,相反,“看到了就特别开心”。

“那些小朋友在哪里啊?”赵东月刚到考古队,就冲着朱忠华问。

今年5月,遗址中发现人骨后,赵东月加入考古队。她从事体质人类学方面研究,通俗地讲,遗址中凡是与人骨有关的事,都由赵东月负责。她所说的“小朋友”,指的是刚刚发掘出来的儿童骨骼。

人骨带有腐朽死亡的气息。但在赵东月看来,人骨不仅没给她带来恐惧感,相反,“看到了就特别开心”。墓穴中遗存的骨骼是她的工作对象,当她看到、摸到、分析人骨时,有种兴奋感。“你有缘分碰到他了,你能提取他身上的信息,就很开心。”

虽然不怕人骨,但赵东月怕虫子。清理墓穴时,她经常遇到各种虫子。

自己在现场动手清理墓穴,会比在实验室得到更多的信息。赵东月可以通过遗体的埋葬方向,骨骼周边环境等细微的细节中发掘出不少信息。她能得知骨骼主人的年龄、性别,分析他/她生前的身体健康状况,还可通过对人骨的测量以及DNA分析,判断此人生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此次发掘,赵东月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从骨骼中挖掘信息,试着还原当时的商业模式。

通过初步分析,赵东月发现,发掘出的人骨中,髌骨、耻骨比较粗隆——这证明这些人经常用小臂工作。由于腕骨使用痕迹不明显,排除了纺织的可能。“结合遗址的地理信息,因为在湖边,或许与他们从事湖边捕捞等活动有关。”

考古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探索古人物质生活,第二层是探索当时的社会组织情况,第三个层次就是探索精神层面,其中就包括对葬式的研究。贝丘遗址的墓穴中,有一种独特的“屈肢葬”葬式引人注意。遗体的肢骨屈折,使下肢呈蜷曲形状,然后葬入墓坑。这种葬式是墓葬制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

赵东月介绍,屈肢葬在中国南方的古迹中比较多,有蹲踞式、肢解式等不同程度的弯曲肢体,兴义村贝丘遗址中的屈肢葬,是比较轻微的屈肢。关于它的来历和象征意义,学者们已彼此争论多时。“它可能是睡觉的姿势,也可能是回到母亲怀抱的姿势……最后养成了习俗,流传下来。”

重构远古时代

他想象着,4000年前,有人在杞麓湖畔定居,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墓穴、灰坑接二连三出现,再加上放置小孩骨骸的瓮棺,让朱忠华心里踏实了不少。对探方的加固花了不少经费,不出文物实在可惜。而瓮棺是聚落中出现的遗物,常被古人安置于房前屋后。这就说明,朱忠华在聚落中找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让人惊喜的是,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座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房屋。根据它存在的地层判断,这个遗址的时期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之间。

去年12月,考古队在清理探方时,发掘出很多黑色的碳迹,碳迹呈圆形,像撑开的伞骨,放射状出现在地面。队员们开始争论这到底是屋顶还是地板,最后达成一致——这可能是一座发生火灾的房屋,由于主要支柱被烧毁,屋顶除了有茅草还有泥,重量大,导致了屋顶整体坍塌。

根据碳的痕迹,朱忠华在脑中重构了房屋的结构——房内有直径4米左右的4个方形柱子,还有一个灰堆很可能是当时的火塘。圆形的屋顶开天窗,可以采光、排烟。墙体是竹子外抹了一层泥。队员们甚至推理出了起火原因:某天晚上,房屋的主人生了火后离开,引发了火灾。没有支柱的支撑,较沉的屋顶整个砸在了地上。而房屋的主人很可能迅速在火灾的废墟上建起了新房。

想象力,是考古工作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无论是修复器皿时想象此物的用途,还是想象古人的生活状态。朱忠华拿着一个陶制的瓢型器皿,反复琢磨,乐此不疲。“既然是陶制,它不可能是盛物的器物,瓢把手又是空心,十分少见。”想到此地有很多盛装酒水的流口器,他推断,此物很可能是某种蒸馏用具。

目前考古队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朱忠华将进一步还原古人在杞麓湖畔的生活。他想象着,4000年前,有人在这里定居,吃着湖中的鱼虾,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都市时报 记者古穆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