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0年12月4日，

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乘坐火车，

通过滇越铁路去往云南。

《埃德加·斯诺的云之南旅行》英文版，1991年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这位美国记者，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是他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作《西行漫记》。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1937年下半年，斯诺在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书稿，将它交给英国戈兰茨公司，于当年10月出版。书中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把中国革命的真相介绍给全世界。

第一节  

中文译本将书名改为《南行漫记》

早在1928年，年仅22岁的斯诺，在华尔街投机中赚到了不错的收益，开始环游世界。他取道巴拿马运河走向太平洋，在夏威夷和日本住了三个月，然后来到中国上海。原本只打算在上海逗留六个星期的斯诺，被《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是美国职业报人在中国出版的独立英文周刊，属政治和财政周刊）主编鲍威尔说服，在上海应聘做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主编、代理主编。志在环游世界的斯诺，后来又成为美国报联社的游历记者，为美国十二家大城市的报纸提供在世界各地的游历见闻，这些报纸包括《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等。

1930年，作为报联社远东游历记者的斯诺计划去苏联土尔克斯坦（今属哈萨克斯坦）考察，因签证没有获得通过，就转而南行，来到中国沿海地区，游览了台湾、香港、广州、澳门等地。1930年11月23日，斯诺由香港乘坐小轮船“广州号”抵达越南海防，在海防及河内停留近两周后，12月4日乘滇越铁路火车，途经老街、开远，历时3天到达昆明。

乘坐火车的第二天，车厢里相对舒适的环境就被一群疲惫而饥饿、衣衫褴褛的士兵破坏了。1930年，中原爆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又战于岳阳、长沙。蒋介石为摆脱南北夹击的困境，任命粤军陈济棠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龙云为第十路军总指挥出兵广西，抄袭李宗仁后路。滇军出征广西后，久攻南宁城不下，当桂系军从湖南撤回广西时，滇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被桂系军尾随追击，溃军而逃。数以千计的士兵原本都是农民或市民，被以“革命”和“三民主义”的名义强征入伍。兵败退回云南时，刚入滇境就被军官缴了械遣散，身无分文，只留下了一点大米做口粮，走了500～600公里回昆明。斯诺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揭露了滇军出征广西部分是因为广西断了云南的财路——封锁了云南将鸦片运往广州的道路。

12月6日下午，斯诺到达昆明，即将开始一段新奇的旅行。旅行之前，斯诺对云南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他只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云南的相关记载，以及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洛克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关于云南的文章。好在他找到了一份云南的大比例等高线地势图，是由在云南境内进行过铁路线路勘测的戴维斯上校绘制的，为他的旅行提供了很对便利。受到马可波罗在云南旅行的影响，斯诺决定沿着他的足迹走到缅甸。斯诺在昆明准备旅行时，受聘于美国农业部采集植物种子和标本的洛克也正打算从昆明到丽江，于是邀请斯诺与之同行。斯诺和洛克一起到了大理。洛克离开大理后去往丽江，斯诺在大理过了中国农历新年，然后继续向永平、保山、腾冲、梁河、盈江等地进发，最后在1931年3月11日到达缅甸八莫，结束了“云之南”的旅行。

第二节  

与同时期的中国游记写作者不同——中国写作者游览某地都会查找地方志，通过地方志的记载了解一个地区的情况，写作时还会直接或间接引用相关记载作为游记的内容。而政治评论报记者出身的斯诺是以一种对事件的敏锐观察、对普通民众的人道主义情怀，外加一点猎奇、历险的心理在云南游历并写作的。他笔下的城市都是他看到的、他观察到的别样风景。他这样描述昆明：

“这座城市是许多道路的会合点：既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既是东西方最后的接触点，又是东西方最早的接触点；既是通向古老的亚洲的大门，又是通向中国荒芜的边疆之大门。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标新立异的民族主义、弄得稀里糊涂的本地人、不能正常工作的电话系统、不会亮的电灯、串串铜钱、纸币、野狗、皮革和古老的刺绣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城市被荒诞而绝望地混杂在一起。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

斯诺访问大理时，正值农历新年，各种人群汇聚在一起，是一番欢乐和祥的氛围：

“这是访问大理的大好时光，因为城里面可以看到许多部族的人民，异彩纷呈。有瘦高型的西藏人，穿着羊皮衣服，散发着糌粑和酥油的气味。他们骑着长毛的高原马，从人群当中穿过，马背上铺着拜佛用的毛毯，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铜铃。民家族（白族）妇女身穿紧身上衣，下面是蓝布长裤，镶一道红边，裤脚扎在颜色鲜艳的裹腿里。她们背着大捆大捆的枞树树枝。男男女女的倮倮人，睁大了诧异的眼睛看着货郎担，为采购一年一度的新衣服而讨价还价。为数不多的纳西族人，佩带着宝剑，他们的服装一半用皮毛一半用小块小块的、五颜六色的布片拼缀而成。他们显著的特征，一是肤色黑，二是走起路来都迈着英俊的大步。还有和尚，穿着他们肮脏的长袍，剃着光头，他们正在化缘，念经的声音很大，压盖了其他的嘈杂声。街上的狗多极了，凶恶地怪叫，其结果往往是被人在肋巴骨上踢一脚。马帮的牲口驮着一年最后一批驮子蹒跚地走进城来。小孩子在寒风中仍然光着身子。穆斯林戴着白色头巾，分散在各处，他们多半是店铺老板。当然，最多的还是汉人，他们没完没了地吹牛，为他们那些货物讨价还价；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尽情享受，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这一切多么令人难忘。”

腾冲，则是斯诺旅途中遇到的最干净的城市，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腾越，我不会忘记赶集时的街道，数以百计的小个子黄皮肤的人，坐在黄色的大伞下面卖东西，使我想起了美国沿街兜售水果的车子。我不会忘记，从南门进城以后，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走，街上好像空无一物，但却是全云南最清洁的街道。城里也有一丛丛的竹子，它们的窸窣声使我想起了在杭州西湖雷峰塔下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

第三节  

旅途中，斯诺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旅途中人，神气活现的马锅头，技艺高超、出活迅速的厨师，通过文字，我们看到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

“这个马帮有六十匹腾越骡子和健壮的小型马。它们驮着棉花、鸦片，另外有两三驮玉石或琥珀。显然，某些官员与这些货物有利害关系，所以才派二十名武装人员护送。这个马帮特别兴旺，连马锅头都骑马，这是很少见的。他骑一匹精力旺盛的小马驹，纯黑色，颈项上套着一圈铃铛，欢快地响个不停。他的座垫是一块美丽的西藏毛毯，他骑在马上胳膊肘向外伸开，这是典型的云南姿势。他的双肩上，一边挂着黄色丝巾，另一边挂着一长串银珠子，腰间挂一把银剑。还有头上，老天爷，他头上才叫好看，他头戴一顶软皮帽，帽沿上插着一根雉鸡毛，好一副豪侠气概！他从我旁边走过，笑着向我打招呼，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知道，他是多么英俊，多么富丽堂皇。我像看见了罗宾汉似的，大为神往。”

“但我的那位所谓’厨师’留了下来。不过他不得不让出他的职位，而变成我有幸在腾越请到的一位路旁烹调大师的一级助手。大师姓王，曾在一位苏格兰植物学家的探险队里充当领班多年，受过只有苏格兰人才能提供的那种强调高度“责任感和效率感”的长期训练，他只需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在丛林腹地，拿出五道菜的一顿正餐，其顶峰是一道极为美味的世纪布丁，这是西方的家庭主妇所望尘莫及的。这样的厨师，在全中国也找不到半打。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打从头一天吃了他做的菜起，我就崇拜得五体投地，也只有听他摆布了。”

但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估计是那位像王爷一样在山野中跋涉的植物学家、探险家洛克了。

植物学家、探险家：洛克

“洛克博士受哈佛植物园和美国农业部的派遣，经费充裕，能够雇用一队马帮里面大部分马匹供他个人使用，他也没有不易与当地人联系的困难，他从西方带来他自己的马夫。他有十名纳西族人同行，他们对山路十分熟悉，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由于他的官方身份，他在中国人眼里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像那个四处漂流的美国报人那样，所谓’远征’，不就是走到缅甸嘛，岂有他哉，但是对大人物就不同，要派遣多得多的保卫人员。

洛克习惯于野外生活，他有种种巧妙的设备，可以帮助一个孤寂的漫游者忘却自己已经远离家室，远离亲人，远离美味佳肴。他有许多天才的发明，如折叠椅、折叠桌、折叠浴缸、热水瓶，等等。无怪乎他所到之处，当地人敬畏之余无不把他看做一位外国的王爷。我本人能侧身于他的侍从人员之中也深感庆幸。     

他来亚洲有好多年了，遇见过不少奇特而有趣的人。他一肚子装满了奇闻轶事，为人和蔼可亲，富于卓越的幽默感。因为他对这个国家了解很深，与他交谈觉得很受教益，又没有压力，而且使人感受到交流思想的愉快。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为人类社会所抛弃的人常有的臭架子。认真考虑与这样一位伙伴同行是令人深感愉快的，惟一的不幸就是到了大理府他就要把我扔下，率队北上，只消再花六天工夫，就可以到达丽江，而我却还要朝南（应为“西”，笔者注）折腾一个月左右才到得了缅甸边界。  ”      

斯诺笔下还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一位是会讲英语的干崖土司，一位是执意要嫁给他的傣族女孩梅乐，但这两个人都是有原型的虚构人物。读者不妨自己去细细探究一下。

斯诺指认的梅乐

第四节  

云南人民出版社将斯诺在云南的旅行报导辑成《马帮旅行》

在这次旅行中，斯诺与云南的政界、经济界、教育界等都取得过联系，采访了美国驻昆明领事官、英国驻腾冲领事官、美国植物学家、教会学校校长、云南地方行政官员、盐务官等人，对滇军到广西参战、以武力推行纸币、官商勾结聚敛钱财、奴隶和童工的悲惨命运等等都进行了采访调查。斯诺也与下层人民中的马锅头、马夫、旅店店家、基督徒等朝夕相处，了解他们的生活及精神状况。

20世纪30年代初的云南，除了滇越铁路和数十公里的公路外，其他地方都要靠徒步或骑马才能到达，而且道路险峻，匪患重重，经常遭遇抢劫、绑架、谋杀的危险。斯诺经历了旅途中生病，舟车劳顿却投宿无门、因为一句波斯语叫出了真主的名字而得以留宿清真寺，被四个拿着刀的克钦人拦路威逼等危险和奇遇。斯诺凭着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毅力走完了“云之南”的旅行。

在中国旅行和报导，使斯诺逐渐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失去信心，转而寻找中国可能的新的希望。1936年，他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前往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等红军领袖，了解红军长征，撰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了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而他此前在云南的旅行，为我们呈现了他眼中的云南景象，他新颖而又活跃的视角，让我们感受、理解他“起初不过是出于同情心，出于模糊的分析，一般人民群众的困苦，激起对统治者罪行的愤怒”，在取得更多经验后，逐渐变得深刻明白。他的观察记载，为我们理解云南历史有所启迪。（文字  |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