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人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栖息在大地上。”于人而言，建筑是栖息地，是庇护所，也是隔绝空间。身处其中，温暖是常态，孤独也不是绝无可能。发展至今，我们越发依赖建筑而存在其间。就像海德格尔在“大地”上发现的一样，我们因之而劳累，也因之而栖息。
“人们习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一去不返的年月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在石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历史的时代。”建筑之于人类，是过往与当下的并存，我们从历史而来，也正在历史之中。这种历时千万年的艺术，在见证，也在记录。
在·野 展览现场
云南是个神奇的地方。地处西南边陲，得天独厚，风物宜人。在建筑上，云南也是蔚然大观、类型众多。这里多民族的融合、多元的地域风情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在建筑里，承载着云南各族人民勤劳奋斗的记忆，凝聚着人们非凡的智慧。“三间两耳倒八尺”的“一颗印”，可单幢，也可联幢，可豪华，也能简朴，千百年来是滇池地区最普遍、最温馨的平民住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以白色为主色调，以水墨风的绘画为主要装饰图案，以色彩斑斓的雕绘作为局部和辅助的色彩装饰，远看如水墨丹青的中国传统绘画，与白族民族服装风格统一；干栏式竹楼鳞次栉比，竹篱环绕，隐蔽在绿荫丛中。围绕在竹楼周围栽种凤尾竹、槟榔、芒果、香蕉等，使村寨充满诗情画意.......云南的建筑传统可谓是数之不尽，千姿百态。
在·野 展览现场
这个系列我们从各个角度对云南的建筑传统进行探究，透析历史，穿越时光之门，回复到过往当中，在那些隐秘的角落了寻找祖先的建筑秘密。关照当下，用古老的智慧来思考现代的城市，从中寻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展览宣传海报
翟辉：野性的呼唤
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一切过往的秘密凝结于斯。沧海桑田的变幻，不是史册中冰冷文字的寥寥数笔，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个体，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之中坚韧的过程。建筑是其间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地分享着人类的历史。时间流逝，人群更替，建筑亦在其列。阅读建筑，也是阅读人类。
2022年春末夏初，在昆明，一场名为“在·野：云南建筑传统研究展”的建筑回忆在昆明上演。本次展览由昆明当代美术馆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合作举办。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翟辉先生做为本次展览总策划，著名策展人邓圆也女士策展，以云南建筑学者的多元视角，结合丰富的学术实践材料，展现出不同区域“聚落-街巷-住屋”与“过去-现在-未来”“时空交错”的云南建筑传统研究成果。“在·野：云南建筑传统研究展”按云南地域差异线索分成6个章节，通过与当代展陈方式的结合，呈现出云南建筑传统的独特魅力和对这种传统的多元探索。
云南是个神奇的地方，地处西南边陲，有壮美的山川，有俊秀的洱海。在这里，差异化的气候环境，奇异而雄伟的地理特征，丰富多彩的的民族文化，这一切的一切使得这块土地上长久以来形成独到的人文之和谐。建筑，作为人文中重要组成部分，每个部分，它的扣件、造型、元素、体块，都是人们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佐证。透过不同建筑照片，展现出来的是云南人在历史长河里的细节闪现。
“云南建筑传统与当下，无论其在主流文本中如何缺席，它其实是始终在场和持续发展的。在海德格尔未完成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他以‘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描述了‘存在’（Being）的状态，承认了时间的线性，继而说明‘存在’只能向前。”
展览标题“在·野：云南建筑传统研究展”中的“在”，亦得益于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用以描述云南建筑与聚落在学术语境中的状态似是恰如其分。标题中的“野”，旨在强调边地与中心、主轴的对仗互补关系，体现出一个人文地理上相对离岛的状态，描绘出学术话语中相对离心的格局。
本次展览中，一共分六个章节进行展示：
治水——从水网脉络到绝檄桢干的滇中昆明：昆明是一座因水而生的城市，历史和文明也随滇池之水而展开。本部分展览从滇池东岸古渔村开始，顺着滇池和盘龙江一路而上，讲述水与昆明古城演变的历程；展示了昆明治水而生的水脉、顺水而居的古城、半城山水的园林、借水而兴的府城和商埠、以及吸纳了百家诸学的龙泉。
工业的遗存——以近现代冶炼矿业而筑镇的滇东北：明清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发展，地区独特的矿产资源的价值得到逐步认知，特别是会泽等地丰富的铜、铅、锌、石膏、磷、重晶石、大理石等。在独特矿产资源的吸引和利益驱动下，滇东北商业繁茂文化蓬勃，也形成了区域城镇与建筑建设的一个高峰。
磁体与容器——滇东南的房、村、寨、城：传统聚落和乡土建筑都是人们基本本能和诉求的产物，是族群生存与繁衍的“容器”，陈述着一种有关真实真诚、实用理性，犹如卵巢般“庇护”功能的“家”的营造故事以及背后的道理。在本部分展览中可看到本土传统聚落中的“磁体”与“磁性空间”的演化及其与家园建构的关系。
具象的边地——滇西的流动与融合：滇西地区创造出了许多尊重和顺应自然环境，满足当地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传统建构技艺的营造经验与方法智慧，并对当今的城乡建设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启示及影响作用。
以一应百——显著主体民族影响之下的滇西南：这里的民族文化与地理气候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但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傣族土司统治下，其文化、习俗、建筑等都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人神共居——生物多样、因循天地的滇西北：深山之中、田园之间的传统聚落大多都是人神共居之地。由于滇西北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其人居环境的研究需要以一种乌托邦精神，将理想与现实结合。
“在·野：云南建筑传统研究展”总策划人翟辉简介：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云南乡村振兴学院常务副院长。见地工作室主持设计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城乡规划师。
（以下内容由翟辉先生的采访录音整理成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
【传统】
传统这个词语，天然带有传承的内涵，古语有云“守器传统，於斯为重”。在“在·野”这两个字中，“在”有“传”的精神，“野”是“统”的蕴含。
这个名字的来源。最开始“在野”这两个字不是分开的，后来在策划中提出来，在两个字之间加一个符号，把它们分隔开来，以便进行主题阐释。“在”这个概念是海德格尔讲过的“存在”，我们希望传统不是消失的状态，它是一种在场的状态。“野”是云南建筑中的野性特征，这种所谓的野性，不是野蛮的野，是自然而然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协调。深入云南各地，不难发现各种保持着历史传统特色的建筑，在这种传统建筑之中，还存在着这种野性。
所谓传统的建筑，习惯上我们认为是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段存在过的。从词义上来讲，这个说法并没有问题，但对于建筑来讲，它的存续不以人类的历史变迁为节点，它应该是在历史的流转中一直都在场。对建筑来说，传统应当是对今天要有作用，而且对明天也有作用，这才能叫传统。
元江洼垤乡坡垤村 施维克 //摄
从中文来理解，传就是传递的意思，而统是一个连续的内容。这种连续是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造成的，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是连续和联系这两个词的集合。所以，“在·野”之中，我们希望表达传统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连续特征。举个例子，一百年前的那些建筑，今天还能看到的部分即是它的传统，所以传统应该是存在于今天的建筑当中，如果消失就不叫传统了，只能说是过去存在过。
对于建筑来讲，“传统”的部分，应该是建筑里智慧的那些部分。历史大浪淘沙，建筑亦然。“传统”就是时间的大筛子，把一些东西筛掉之后，还存留的那部分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不是所有过去存在过的东西都是传统。
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加剧，我们其实更希望保留云南建筑传统当中的质朴，质朴是跟自然关系和谐的一种表征，我们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
我们的建筑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产生的，即便它的某些功能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抵御自然，但是这种抵御的目的，也是为了和谐相处。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的力量被盲目放大，体现在现代建筑上，就是更加强调抵御自然、强调自我，而不是跟自然保持一种协调关系。
前文我们引用雨果的“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这句说在中国的历史建筑之中似乎不那么适用，在我们的传统中，建筑应当是用木头写成的史书。这是历史上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一个物理性的明显区隔。中国建筑以木为主，既有就地取材的环境因素，也与我们的哲学传统有关。在中国哲学里，木属于东方，是具有生长性和生命力的，同时植物在季节里的变化，也意味着一种更替。
在西方，原来的石头房子，它可能外观不动，里边的格局变化一下，就能够适应现在的生活，但在云南的很多传统民居之中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比如怒江的傈僳族，有一种民居，叫“千脚落地”。它的建造技艺是很简单的，因为周边没有大树，所以就用一些小树把这个房子支撑起来，很多根柱子支在房子下面，所以叫千脚。当地一直保留着这种传统，因为那里的地形比较陡峭，它的建筑形式是适应地形来做的，建筑材料的获得也没有其他途径。对这种建筑而言，如果要进行所谓的现代化的内部改造，又要保留它的外观的话，那么内部是很难做到舒适的。
在昆明，从建筑上来讲，它的传统存在着某种断裂。
以前，昆明老城的选址与建设有它自己的逻辑在里面，虽然这种逻辑并不是用今天的科学可以衡量的。以前的人讲风水，建筑之前，一定要勘查它的风水。风水这个东西，既有一些迷信的成分，也有很多现代科学证明其合理性的一面。建筑选择上的风水学，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它的选择，更多是要因循自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事而变。现在我们在建筑中，太过于强调技术，很多时候已经不会想怎么因地制宜了。
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特色，生长于斯的人会随之形成自己的活动风格，建筑也是。比如说在昆明最怕的是什么？是太阳的直射紫外线，所以昆明女孩子都会背一把伞。建筑在城市里形成一个组合空间，形成其特点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也是与自然的结合。
昆明的现代建筑里，我个人认为做得最好的是云南省博物馆，它也是云南最好的公共建筑。它符合一个好的建筑的很多条件。首先，从外观上来讲，它不会看起来与周围格格不入，并且它是美观的；其次，除建筑功用之外，它是有内涵的；最后，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受欢迎的。
总体来说，昆明的建筑还需要城市设计总体考量。有意大利学者把城市里的建筑分成了两种：一个叫标志，一个叫母体标志。标志就是城市的各个角落，母体标志就像是子宫一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一个城市最主要的内涵在于它的母体建筑，这是作为设计师的我们现在需要大量集中力量做的事情。比如在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是能够发现一些母体标志在里边的，这种母体标志在整个城市中很和谐，形成了一种对整个城市的关照。
【渐变】
在历史的序列之中，变化是建筑的主线。
笔者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发生在当前的建筑的变化，是在普洱市西盟县的一个佤族寨子，之前那里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村寨里面的路是很脏的，因为牛粪猪粪全都在路上，雨污也不分离。在现代改造后，那里的建筑变成了非常崭新的小房子，道路也变成了整洁的水泥路。但是这个房子跟之前的干栏式建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它是一个全新的风格。
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
这是一种技术作用于建筑的结果，但这一过程明显加速了能源的消耗，这也是技术本身的特点。原来西盟地区的佤族传统民居，应对气候的变化是其设计的一种主要考量。在传统民居中，很容易看到气候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气候湿热的地方，通风就是一个必须考量的设计难点；再比如，傣族竹楼为什么坡屋顶很陡，这肯定是因为当地的降水量会比较多。
传统民居的野性之中，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就地取材来解决宜居的问题，所以它的用材会比较粗犷一些、原始一些，木头竹子这些就近的材料就成了很好的选择。现代建筑之中并不太考量这些因素，因为技术手段也可以解决宜居性的问题，比如空调、加湿器、暖气等等。同时，这是技术的使用过程之中，也失去了传统民居建设中有智慧的地方，在建筑本身上来说材质、设计等等方面趋近于某种统一性，考量具体的环境的适应程度不是它的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说所有问题都可以拿技术来解决的话，那么传统它就会消失。但对传统的继承，也不是说回到旧时的状态，换句话说，现在盖房子是不能像以前一模一样的去做，如果完全去模仿的话，人类最早的建筑可就是茅草屋。
这其间的平衡就需要一种智慧，这种平衡是基于传统建筑优点的继承与现代技术的使用上。比如在材料的考量上，传统建筑使用易得的材料，这些材料真正是环保和可循环的，比如木头和竹子等。中国大量的古建筑都是木结构，当它有一部分腐坏的地方，可以及时补充。这种材料的替换，在合理采伐的情况下，不会对生态造成太多的破坏。现代我们追寻所谓的环保可再生材料的时候，这是一个基于现代大量的不环保不可再生的材料使用以来破坏环境的醒悟，但是回溯古人的建筑，这种东西在我们的建筑历史的传统之中，本来就存在了。
在传统中对于材料的使用、建造方式的松思，是充满着智慧的。比如说屋顶很高，是利干热空气流通，大家都知道常识，热空气是往上走的，冷空气是往下走的，高的屋顶它有一个拔高热风的作用。类似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新的现代建筑里边吸取?这应当是传统延续的方式。
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着眼于传统，同时还要考量如何延续到未来。传统的在场，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传统的智慧和它的精华的现代承用。
在现实中，传统建筑的保留与改造，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现在很多村子都空心化了，包括昆明附近的乌龙村，原住民全部搬到了新村子，老村子拿来做旅游。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认为一旦没有了原住民，就没有了灵魂，只有一个躯壳。但还有一种声音是我比较赞同的，我们讲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如果你不能使得原住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的话，居住在传统建筑之中也是不对的。丽江古城是传统建筑居民迁出的一个典型，现在的丽江古城是一个舞台布景，它已经失去了鲜活的日常生活，但是反过来，只有这种迁出发生，才能创造出旅游空间。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矛盾。
旅游对于村落的乡村振兴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产业方向，所以我们的度要把握好。在原居民是否迁出的选择上，不能简单地总是非此即彼进行两极化选择，要学会儒家文化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意思就是这个度得把握好，不要站在某一个极端上来看。
我设想的策略其实也是“中庸”的选择。对村民来说，愿意住的就要允许人家住在这里，不愿意住的用新的居所把这块置换出来做旅游。这样的选择才能让建筑的活力与旅游空间做一个平衡。建筑在这其中的变化，不能把它凝固在时间的某一个点上，只有改变是永恒不变的，变是必须的，只是变化的度的把握是难点。
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变化是一定的，只不过这种变化应该是一种渐变，而不是突变。一代又一代之建筑，这里边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一个缓慢的，然后每一个时间阶段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塑造着建筑。
这其中，人的尺度是建筑变化的考量核心。我们讲怎么让传统可以延续，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要怎么把它利用好。比如以前的木质房子，如果没有人居住，要不了多久就坏了。对传统建筑，我们是要有一个平衡的，不能说是过度保护，以至于适得其反，让它得不到很好的维护，也不能说直接拆掉了，那样就不存在了。
在昆明，有“一颗印”的建筑形式，“三间四耳”是最常见的宅制，即正房三间，左右各有两间耳房（厢房）。前面临街一面是倒座，中间为住宅大门。四周房屋都是两层，天井围在中央，住宅外面都用高墙，很少开窗，整个外观方方整整，如一块印章，所以俗称为“一颗印”。其中最小的这种院落，叫“半颗印”，那就是家庭人口更少，而且也因为小，所以它适应地形，有些是在山坡上，有些平地都可以适用，而大的院子就只能建在缓坡平地上。
展览现场
传统不只是形式，它是一种智慧。其实我们从“一颗印”的设计中，可以看出它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家庭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利用土地的方式。
当代以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变化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太过于仓猝。八十年代的时候，站在灵光街，我们很难想象它的周围会变成一个非常繁华的市中心。在这种极速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盲目的无序的建筑，就是在总体上没有预想到的，没有一个跟先在的规划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变化。
我们现在看到翠湖周边的陆军讲武堂，龙云、卢汉公馆这些近代的建筑，其实在建筑风格上也不属于老昆明，更倾向于一种典型的民国建筑风格。但为什么现在我们会把民国时期的这些建筑也列为历史建筑文保单位，其实它是有资格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一种渐变过程当中。它也不是西洋建筑，只是有一些西洋元素而已，并且是渐变而来的。其实在大理、丽江、腾冲都能看到西洋建筑的一些元素在本土建筑中的杂糅，揉的比较好，所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渐变出现了。
这种渐变对一座城市的设计来说，规划就显得格外重要。很多时候城市设计的复杂就在于它是不可逆的。如果新修的建筑不好看可以把它拆掉，这其中增加的是建筑成本，但并不是不可逆。城市设计的不可逆在于城市格局一旦形成，就不可逆了，很难去调整或者说改造。而且，对原有建筑的拆除，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办法复原的。所以对城市规划来说，没有一个长远的谋划策略在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同时执行者能不能把这个计划执行下去，也会对最终的结果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呼唤】
在习惯上，我们的传统的城市叙事之中，城乡二元结构被当成一种必然，从而造成了城乡实际上的二元对立。理想中的城市状态应当是“非城非乡”的一种状态。
1898年，英国大学者霍华德在《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它的田园城市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城市的模式，书中他提到最核心的概念，我们中文翻译成城乡结合，但是我读了原文，他在原文中的这个词义直译过来应该是城乡结婚。原文中他用了marriage这个词语，也出现了man和woman的概念，霍华德拿男人和女人来类比城市和乡村。一般我们都认为乡村是母亲，城市是父亲，因为城市是脱胎于乡村的，所以一般会把母亲认为是更重要的。但他讲的marriage的意义不在于结合。结婚有一个意义，就是结婚是要生子的。男人和女人结合生下来的是独立的孩子，这个孩子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但是他同时拥有了父亲和母亲的良好基因，这就是我们讲的优生。我们希望未来的人居环境是结合了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形态优势的产物，我们研究新型建筑的形态，希望通过“结婚”的方式能够生出这个孩子，霍华德就认为这就是田园城市。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城市大致都是这样的，就是希望在广阔的田野当中有城市的那种动力，然后城市又不像现在这么密集，城市里边又有乡村之中的人的自在。简言之，就是把田园的宽裕带给城市，把城市的活力带给田野。
“非城非乡”就是这种田园城市的指涉，是人类的一个理想居住场所。但这个概念提出到现在，似乎也没实现。当时英国霍华德提出这个概念之后，还在英国伦敦北部做过两个实验，最后都不成功。但是现在去旅游，它还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田园城市其实只是一种模型的遗迹。
这一理想对我们现在依然有着启示意义。现在我们讲城市的时候就只讲城市，讲乡村的时候只讲乡村。其实在今天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国家战略下，乡村怎么讲振兴。如果不讲城市，乡村振兴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它必须是城市和乡村要放在一起来看，而一个城市的发展，你只讲它的城区，跟乡村没关系也是不行的。这就是以前我们过分强调城乡二元对立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大理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叫数字游民，因为这几年大家居家办公的增加，自由职业的兴起，有一些并不需要到办公室里面坐班的人，移居到大理的村落，在那里进行远程的工作，和线下无关工作环境只考量生活舒适度。
但是从更大范围的理想的状态来看，目前城市的活力是不够的，城市一定范围里的宽裕其实也不够。在大理已经有这种理想在其中了，但是真正理想的“非城非乡”的状态并没有达到。
在昆明旁边仍然有一些乡村，总体上已经被城市包围了，并且对这些区域，城市在慢慢地吞噬它，最终它们还是会变成城市，乡村就不在了，它就没有了宽裕。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天府新区首提了“公园城市”的概念，今天来看，其实成都在这方面就有这个意识。田园城市我们会把它误解成花园城市，因为英文叫“garden city”，我们很多翻译就译成了花园城市，大众会理解为像新加坡那种花园城。其实“garden city”的意图不是这样的，它是在讲城乡关系的。
原来，成都有一个阶段提出来是要打造现代田园城市，后来成都就出来了很多我们当时的乡村旅游的样本。成都是在它原来的基础上，再把城市的绿地系统、公园系统加进去对城市进行一个补充，所以成都现在变成公园城市的典范。
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过去是从一些旧的传统民居之中搬出来，但是现在他们又愿意搬回去。刺激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在那些居民区，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的空间便利了；二是乡村文旅的发展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种“非城非乡”的理想模式里，体现在具体的建筑上，怎么样考量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当重视对传统建筑的深层次研究，过去我们只是流于表面，看到以前存在的那些建筑，那些空间是什么样，我们没有想到去分析传统怎么会对现在建筑发生影响，我们怎么去延续传统。这种考量的背后不是我们模仿传统的建筑，而是追溯其核心本源。我的导师吴良镛先生1999年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归基本，就是back to basic。
这个基本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回归？这是需要我们具体考量的部分。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之中可能忘记了，建筑最基本的原则应当是：以人为本，顺应自然。我后来就想，在我们的传统建筑之中，这是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它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它至少是满足那个时期人的各种的需求，其次它是顺应自然的。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老街区的传统建筑，就像昆明老街，翠湖片区，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些村子，虽然存在但它只是一个片段，不成系统，这个里面所能看到的仍然是割裂，割裂才是主要的。
所以说，在当下的建筑中，要考虑到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时空连续统一。现在的时空确实被压缩了，时间也被压缩了，造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交错。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要去研究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很多时候把人文和文化混为一谈，其实人文就是人了，我们讲天文就是讲天文，讲地理就是讲地理，人在中国传统里边就是三才之一，天地人三才。中国传统智慧讲的就是天地人和，一定是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和谐。所谓的人文城市它一定是跟天地有关系的，不仅是跟人有关系，因为人是不能脱离开自然系统，我们讲的天地就是自然系统。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要考虑的是当代人的需求，当代人和古代的人肯定需求是不一样的，传统怎么来适应当代需求，这是这种考量的题中之义。如果这个城市建设它能够顺应自然，能够顾及人的一些行为需求的，它就可以叫人文城市。
就现实来说，城市更新里边特别要强调的是微更新。所以我们也在翠湖做文明社区，希望通过这些小的空间的提升改造，来把昆明的品质一点一点的提升起来。
从细节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现在城市都要求要做5分钟生活圈、10分钟生活圈、15分钟生活圈，把这种先做起来，才能自下而上影响整个城市的品质。口袋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口袋公园是指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口袋公园是城市微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周围群众提供一个休闲娱乐新去处的同时，让城市的品质进一步提升。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它不在于建设的有多好，但是它一定是得符合便捷性，因为从早到晚都有很多人在里面。第一，人肯定有这个需求，第二，它的空间环境不差，它要保证人的需求中的这种一定的舒适度的满足。
我觉得其他城市其实也是这样的，讲宏大的这些叙事，我觉得已经意义不大了，但我们可以自下而上，由小及大地做一些具体的改变，来提升城市的品质，这才是可行之道。
丽江束河村公所内院 吕彪//绘
廖昀鹏：城市的面孔
廖昀鹏，云南知名建筑师。
人的一生，有两副面孔终生难忘：一是母亲的面庞，一是城市的面孔。当我们说起城市的面孔，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建筑。在木心的笔下，城市的面孔是“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在卢照邻的诗中，长安城的面庞是“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建筑不仅仅是人类身体的栖息地，能遮风避雨，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灵魂的庇护所。
【建筑·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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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建筑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
廖昀鹏：从普遍性而言，一般来说就是经济、实用、美观，这是所谓的三原则。自古以来，这三个词语就能概括建筑对人类的基本诉求，到现在依然如此。现在这个时代，从数量上来说，虽然已经是一个相对建筑过剩的年代了，然而这种过剩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被满足了，住不起房子的人依然很多的，被浪费的建筑空间也是不在少数的。但是，即使建筑在数量上过剩了，却并不影响人们去建造更多的房子。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大家要追求物质层面上的更新之外，人们在财富和能力远超过去的情况下，更热衷于追逐那些超越使用功能的部分。
但是也正是因为其过剩，就意味着建筑的存在远远超过了其实用功能，仓廪实而知礼节，所以大家就会在建筑上去追逐其他的东西，比如文化人文的内涵，等等。建筑物首先是一个实在物，但是从中国的传统上来说，会有其他诉求被寄寓其中，表达建筑之外的内涵。比如我们的传统建筑中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等这些思想。再比如，万里长城，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廖昀鹏强调了建筑过剩与其背后的人文内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仅仅是建筑数量或者空间上的过剩。这种过剩，更多的是建筑本身对人类基本需求被满足之后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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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为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又是人在城市中最主要的生存和活动场所，建筑对城市与人意味着什么？
廖昀鹏：从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建筑实际上是形成城市一个最主要的东西 —— 物质空间。因为有建筑，才会有了城市。
首先，从建筑对人的角度来说，不管它是公共建筑还是居住建筑，可能绝大多数建筑对个体来说最多就是仅仅被看到或者根本就看不到，所以我们对它只是视觉上的一个认知，然后知道它的空间之所在，但也不怎么会使用它。绝大多数建筑对个人来说，仅限于你的住宅、你的办公场所、你会去的商场、地铁、车站、机场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圈子，这个圈子也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筑范畴之内的，在这个范畴之内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诉求。所以对一个城市来说，实际上构成它的主体的东西，是针对不同的人的需要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大多数是你并不会真正去用它的空间。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些另外的诉求，就是希望它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基于这些，实际上我认为一个建筑其实是对公众而言，它应该更具有审美性。当然，对具体使用建筑空间的人来说，它的实用性当然是更需要考量的东西。所以对一座城市来说，要看起来舒服，也就是它的审美性，这是建筑对于城市的第一要务。因此，对城市建筑的外立面来说，它其实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装饰性的存在。
对于城市的第一要务。因此，对城市建筑的外立面来说，它其实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装饰性的存在。对公共性的建筑而言，又有着不同的要求。公共建筑是大多数人都要用的。在国外，这些东西会比较明显，比如国外的市政厅或者教堂这些建筑，所以自然是里里外外都要好，要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诉求。比如俄们的机场，就是这样一个建筑。所以它的存在，一定是让别人知道它的存在，在视觉上面要会让人觉得舒服，同时内在空间上也要具有一定的审美性。
其次，建筑还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它是相对永久性的。我们讲相对而言，就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说是可以永久，所以我们只能讲相对永久。同时，城市建筑又是在逐渐变化、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的东西会会慢慢消失，有时候它会悄无声息地改变，这是它相对永久的另一个原因。这个时候，很多的城市建筑的永久性，它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开玩笑地讲，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回家？这就意味着，一个建筑或者一个空间，要对个体的行动要有一个引导性。个体与建筑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这个就是建筑和城市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现在的我们来讲，我们真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样的。对过去的认知，我们只知道存留在这些建筑，存留下的建筑引导我们去感受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从个体的生活空间来说，圈子会很小，然后在很小范围内就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虽然觉得这个空间它的范围并不广，但觉得己经很舒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会对散点式的审美情有独钟。对散点式的构图的热衷，我发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散点是具有跳跃性，也很容易有诗意；第二个就是对现实的整体性，传统上就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诉求，或者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整体性的考量。但是，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在某一个点上去追求一种比较好的体验，就是甚至是说我选择性地去看好的，选择性不去看不好的方面。
在廖昀鹏的阐释中，建筑是城市的空间之所在，它在形成城市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建筑在分割着城市的空间。但人才是城市的主体之所在，忽略了人的感受，建筑的存在意义也将会大打折扣。在康德的叙述中，审美的需求是人类最终极需要被满足的东西。表现在建筑上，就是廖昀鹏所强调的城市的审美性对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城市建设中需要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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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文城市是怎样的呢？
廖昀鹏：建筑其实就像穿衣服，它需要适应不同的场合。在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因为每个人性格不同，同时为了适用不同的场合的需求，对衣服的需求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建筑也可以用这样去做类比，有些人喜欢的建筑会特别张扬，有些人喜欢的建筑会特别内敛。我觉得主要在审美上面要有一定的诉求，同时，在邻里空间与邻里关系上也要是恰当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城市就是这样，它要能够容纳多元的东西，如果是这个城市只是某一种风格，那会很乏味。
讲到人文方面的话，我觉得人文其实就是所谓的文化的载体，很多时候承载人文的建筑，它是过去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展示性或者教育普及性的空间，比如博物馆、艺术馆等。
昆明作为云南首府，有其文化底蕴之所在，但是很多时候也并没有体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云南，由于天然地域的原因，它本身就有一些异于他处的文化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也造就了人的差异，自然地产生出一些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群体。这些群体在交流和创作中，自然地产生出了其风格迥异的文化底蕴。历史上沉淀下来的这些东西，到现在还散播散落在昆明的各个地方。这些东西的存在，还是可以带动周边。比如在翠湖周边等，附近可能有小型的这种商业空间，如咖啡馆、茶馆等，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日常性的交流空间，让这种原来的特色性的东西有一个日常的延续。
人文精神的积淀，对一个城市而言很多时候是历史的沉淀，这种沉淀是在足够长的时间之中，各式各样的人的活动所遗留下来的记忆与印记。廖昀鹏强调了云南的建筑中所蕴含的独特的这种风格，既有当地的少数民族特征鲜明的一面，也有其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不断地碰撞与融合，形成的新的一个自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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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疫情时代，社区与社团都凸显了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建筑有没有新的诉求产生？
廖昀鹏：在后疫情时代，社区和社群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建筑之间的联结承担了更多的功用。
在平常的生活中，虽然我们对家是有很高要求的，但是我们又对家视而不见，因为太熟悉了。平常在家，我们跟家人在一起，会自然地穿最舒服的衣服，同时我们长时间地生活其中，因此就不会有不必要的压力，在这里会觉得安全宁静。
后疫情时代的隔离期间，其实是出现了一种生活中的特殊情况，我们更长时间在一个非常小范围的去活动。那么我们就有了跳脱柴米油盐这种非日常的可能性，是精神上的诉求导致了建筑上的诉求，我们这个时候对建筑的诉求，本质上是精神上其他需求的具体物化。
后疫情时代的变化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变化，在建筑上来说，隔离、居家办公等等，都使得人们对于居家空间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思考，廖昀鹏强调了这种思考背后的人们对于居家空间的需求性的思考。
【传统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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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廖昀鹏：昆明建起了很多高楼，但是在这种高楼之下，包括像灵光街，它与市中心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它又是非常老旧的一个街区。再比如像昆明老街那块，以前我们叫景星街，它又变成了一个又复古又新潮的地方，它形式上面是复古的，但是它又拥有跟很多旅游城市一样常见的那种小吃街。可能偶尔的一两家小店，它还显示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所在，这是它的特色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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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是昆明城市的特色之一，这些古建筑的特色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这样的特点？
廖昀鹏：昆明的古建筑实际上它要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受儒家中庸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还有一种就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建筑。比如像很多四合院，就是非常具有传统的古典特色的。后者更多是由于我们昆明处在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不同的文化碰撞，也影响到了建筑本身，形成具有地域特色或者民族特色的建筑。
总体来说，云南的古建筑也显示出某种质朴性，不张扬不放肆，同时显示出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它本身是松弛的。这就是说，可能它并没有更多装饰性的东西，而是更加考量实用性。比如从屋顶的细节上来看，我还是更喜欢这一类的，它没有太多啰唆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的重复，从观感上来说，就会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云南的传统建筑代表了昆明这座城市的两个重要文化来源，一个是从儒家文化圈影响而来的，一个是从本地民族特色中生长出来的。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昆明的文化底色，凸显在建筑风格上，就有了两种风格。但是总体的方面，廖昀鹏用质朴这个词语来形容它，这是一种大巧不工的智慧，也是天然去雕饰的不矫情不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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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在昆明的古建筑里，蕴含了怎样的人文情怀，或者是在近代遗留下来的建筑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
廖昀鹏：昆明城，近代风起云涌，包括西方的很多东西也在不断涌入，这种历史的动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建筑。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昆明的传统建筑，也有很多是近代传承下来的。这其中，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细节其实是舶来品，比如说陆军讲武堂，它就是典型的中西混合的建筑。
建筑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就像城市作为一个建筑的载体一样。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从其中就能看出来时间的印记。过去的人的生活日常、思考习惯，都可以从他们留下来的古建筑中看出一二。比如大理的喜洲，它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的外来元素，但是它的载体还是原有的。这其中既有包容性，又有一定的延续性。
廖昀鹏在昆明人文情怀的概括中屡次提到“包容”这个词语，这是昆明的文化底色之所在。无论是在古代的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还是近代的中西文化的结合中，这是这座城市能够不断积累和进步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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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其实是有一种混杂的推定的过程，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巨大变化的时期，或者说对比？
廖昀鹏：其实真正巨大的变化我没经历，因为我来的时候金碧路很多传统的建筑都已经拆掉了。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应该是这样：其实并不是说近代的一些激烈的历史动荡中才有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变化有时代或者战争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城市肌理的变化，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尤其是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当时的城市建设中，完全设想不到未来的发展与变化，所以当时会拆掉很多老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变迁中，包括我们北京的城墙，很多我们讲的传统的文化古城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拆除、改建了。
上个世纪，是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剧烈变革的时代，不管历史走向，还是人的生活方式。这在建筑上也有着足够的展现。
作为重要标志物的节点空间——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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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于本土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廖昀鹏：我们讲到老的区域，很多区域现在来说，住人的已经不多了。这其中，实际上会讲到保护问题，很多古建筑在实用意义上已经不能够满足了。还有一些品相不好的、价值不高的、破败的，可能就直接毁掉了，剩下的东西它很难形成规模。这种点状的东西偶尔有，那些片状的东西如果留下来以后，它其实需要精心保护，又得去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最终，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标本，一旦变成标本，就跟日常生活没啥关系了。就像丽江古城一样，丽江古城里面的本土居民基本都迁出来了，里面都是外面的人来做经营。这种时候，原来的古建筑其实就是一种布景，是一个每天的戏剧化的场景。
现在的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支撑的项目，但凡能够发展得还不错的，它一定是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支撑的，或者强烈的本土文化来形成比较有力的支撑点。但是这样他们呈现的东西已经是一种展览，跟他们本土的文化其实已经不一样，很多时候需要去迎合外地人对它们的想象。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这就是新的变化，这 是一种包容性的表现。近几年一直谈论到全球化受阻的问题，其实我认为是有它必然性的。因为全球化，就类似于我们讲的这种资本推动的一种大规模的商业模式，它会把很多东西进行标准化，就像是肯德基都开到村子里了，村子里面的黄焖鸡没人买的话可能就消失了。但是从本身来讲这个东西又不差，黄焖鸡也很好吃。不能因为肯德基就没有黄焖鸡了。我们讲到文化的丰富性，就是要弘扬本土化的文化，增强地域性的文化。
在时代变迁之中，如何保护自己的特色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廖昀鹏从建筑的角度，阐释了这种传统建筑，尤其其内核精神的传承的必要性。
【人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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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如何彰显自己是有底蕴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特色是什么？
廖昀鹏：总结起来，昆明这座城市就是有山有水有城。昆明这座城市有着它过往的辉煌，近代以来，也是有它自己张扬的一个经历。但是现在的昆明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没来过昆明的人来说，因为他们只是在图片中看到了昆明的最好的一面，来到昆明的话，你可能会失望。当然这种失望大于你的愿望的情况，在中国的城市我觉得概率都会很大，不光是昆明。因为展示出来的城市与亲身体会到的城市是两回事。当然，其实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去一个地方，都要做功课，我们选择在哪个地方住下来、选择在哪里闲逛、选择去看哪些地方。到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有计划了，所以对这种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的转换，就会更能发现其中的美之所在。
对游客来说，对某一座城市的印象，是很受城市规划印象影响的。比如如果在昆明专门设计一条线路直走城中村，那么我想我们对昆明的印象肯定是颠覆性的。作为热爱昆明的昆明人，我们当然是希望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去呈现出来，这个呈现不仅仅是为了做旅游，也关乎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这个时候，城市规划中的线路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机场或者车站过来，我们需要设计什么样的线路，从哪里到哪里，具体的一些点与点之间，这种设计是它需要去费心思的东西。同时，这种线路的设计，要把城市的内涵呈现出来。作为一座有山有水有城的城市，在我们的山水河流与建筑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想象空间。这其中，难点在于我们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它的承续之间矛盾点的解决。过去的城市规模实在太小了，现在几十年就会有巨大的增长，旧城就变成一个老城。其实在里面，老城就是那几个老街的一个区域，实际上，小得可能只有1%，但是我们要用1%的物理空间去承载一个巨大的新的城市的内涵底蕴，这是城市规划的难题之所在。但是，不管怎么去做，我觉得我们去看一个城市的内涵，还是会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城市的第一印象就很重要，从地图上第一眼或者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首先你能看到这个城市的结构感强不强，然后你能不能迅速捕捉到某一些特别的公共空间。比如说我们讲纽约，就会想到中央公园；你去巴黎，就会看到凯旋门。那么其实这些公共的空间就是它的结构性。它是起到绝对结构性的作用的，不管是在城市具体的空间还是在人们的内心当中。回到前面昆明的特色，它是有山有水。比如滇池、翠湖，它们涵盖了很多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也不够，我们还需要有更多其他的城市开放空间，或者我们能够把山和水河流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好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要跟我们的日常性有关联，只有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真正的人文城市的一些架构。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不在于去创作一个什么作品放在博物馆里就可以解决。城市的人文底蕴是日常的东西，应当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廖昀鹏所强调的城市的人文底蕴，充分考量到了对当下的关照。无论是游客看到的，还是居民看到的，他都注意到了如何能让人在城市之中有着更好的感受。昆明是一座有山有水有城的城市，廖昀鹏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强调了城市中建筑空间上的联结，这种联结要充分考量人的需求，尤其是审美方面的日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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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城市肌理是什么呢？
廖昀鹏：宏观来讲，可以从地图上看，比如在一个俯视视角去看滇池，或者说从翠湖上面去观察这个城市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昆明不是一个适合从天上看的城市，当然这里的城市是指我们现代的城市不适合从天上看，就是抓不住它的结构性。
在我的印象中，有些城市的城市结构排列得非常整齐，从中间向四周散去，街道就是这样分散开来，沿着一条一条的街道有纵有横，就显得城市的规划非常清晰，比如巴塞罗那。但是这种城市的设计，其实它有很强的一个政治因素导致的，尤其它是快速形成的，它在城市的很多功能性设计上面，忽略了人的个体体验，尤其是那种类似接近宗教性的那一类东西的尺度诉求，反而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一种体验是忽略的。也就是说，这种城市的设计，它的日常生活不见得方便，可能买个小东西都花很多时间，或者你不得不提前准备很多日常的一些东西，所以实际上这样的生活是不便捷的。
昆明如果从空间机理上来讲，很难用一个确定的词语或者形象去概括，因为很难简单地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在昆明，除了本身的是湖山关系天生的结构联系之外，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涵盖它。如果是我要带着大家去昆明的话，西山、滇池这种有历史底蕴的地方，是值得一去的，是能够从中感受到昆明这种城市内涵积淀的。
近代以来，昆明这座城市风起云涌，遗留下了很多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这种存在现在都变成了文物保护单位，比如云南陆军讲武堂等。这些东西是城市历史文化的底蕴枢纽之所在，可能只有在它们身上，才能找到一些核心的城市精神的寄寓。
就现在而言，每个城市都在不断新生与增长，在我们昆明，可能这座城市百分之九十的空间或者建筑都是新生的。对这种新生空间的体验的强度与差异化，和我们传统文化几千年留下来的一些空间，很多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杭州不只是有西湖，上海不只有（旧时的）租界区或者外滩。这种具有标志意义的城市空间在一个城市整体中占比怎么样去权衡是值得考量的。
回过头来讲，其实我们对昆明城中心的传统的最核心的区域不是太看重。比如景星街附近，包括老城的核心区，就是越往城市中心昆明的老城去看，你会觉得越有那种颓败的感觉。这与新城之间的一个反差是很大的。再比如，宝善街本来可能并没有觉得有多么的颓败，但是当那些树不在以后，你就发现它有点原形毕露了。这个点其实讲起来有点可悲，虽然你还是会去那边，但从视觉体验上来讲，有时候会觉得失望。同时这个又涉及到，当每家每户都只管门前雪的时候，对公共区域谁来负责这个事，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人去关注一下。
在廖昀鹏的感受中，昆明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设计意义上的整体性。这座城市是包容的，也就意味着它是复杂的，这是它难以被一个词语或者词组去概括和形容的。廖昀鹏觉得昆明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城市，发展一定意味着它有不足和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他强调了昆明过去的极速发展中对传统空间的挤压。这种挤压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内涵意义上的。那么在未来，让它更好更美更完善，是当下的使命之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昆明也是值得被期待的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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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虽是春城，但人均的绿化率其实并不高。在昆明，近年有很多的口袋公园如雨后春笋。那么，口袋公园的开发是一种理想的弥补城市生活的方式吗？
廖昀鹏：口袋公园，首先肯定是规模不大，其次是为本地社区服务的。口袋公园更多的是弥补我们传统的小区内向的空间，所以外向的空间少，实际上相对公共性弱的一个存在。它弥补社区内部的空间的趋向肯定是好的，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对口袋公园来说，我觉得大小都无所谓，但是这些东西要能有足够的安全性，同时在视觉方面的感觉要舒适。它存在于一个有更多人在活动的时候，不光是要有人气或者是活力，它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性的感受也会增加。
口袋公园从体量上来说，单个的空间占比并不大，但是对具体的一个个社区来说，这种存在又是意义重大的。廖昀鹏对口袋公园的期待首先是社区内部的期待，因为对生活在周边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存在。对整座城市而言，口袋公园需要被重视的地方，在于有足够的数量才能形成规模。
【建筑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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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设计师，您会从昆明的建筑中汲取灵感，又融入到新的设计中去吗？
廖昀鹏：很多时候，古建筑的灵感，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是在面上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雕梁画栋装饰性的东西，但其实我恰恰不看这些，我看的是一种空间感。传统建筑的空间感，因为它是一个单元或者组合的建筑，比如过去的我们讲三坊一照壁或者四合五天井，或者说几进的这种院子，它其实也是一种模式化，只是每家每户高度不一样一点，然后的话装饰性不同一点。对我而言，其实我更关心的东西实际上是街巷。我喜欢街道，也就是平常我们看见的高低错落，但是每个开间都差不多的这种房子，它组成了一个变化丰富的街道，这是它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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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式的商业化建筑空间，类似昆明老街这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廖昀鹏：作为景区，它确实服务本地的功能会少一点。我们先说服务本地这个事情，它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某个地方的商业区，能够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服务，能够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当它变成景区的时候，因为它的空间不能改变，但是可以进行保护性利用，这是它的合理性之所在。同时它也可以打造成一个城市的名片，围绕这些核心也可以打造很多东西。
在这场交谈的最后，廖昀鹏分享了他理想中的居所。
他希望，位置是在城市中，又保留隐居的状态，是非常简单的，同时又有风格的，“哪怕是时间变化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能够回忆起自己最早的初衷，一眼就能够回到以前。”廖昀鹏说。同时，他希望居所的功能是丰富的，具有与周围环境的一个整体性，不要与周围的一切显得太突兀。“与其说是你选了这块地，不如说是你在融入到这个片区之中。”
诗人于坚：建筑是安身
【建筑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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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诗人，您觉得从文字的角度您是怎么理解“建筑”这个词语的？
于坚：建，立也。（《广雅》） 建，树也。（《广韵 • 願韵》）筑，一种乐器。古代“建筑”一词与今天“建筑”一词根本不同。现代建筑追求是商品性，是建筑物，而不是建筑。（在古代）建筑不是物，而是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作品（注：《庄子 》有云“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物物而不物于物”指的是拥有物品而不被物品所奴役）。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所谓人存在，也就是作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古词bauen表示：就人居住而言，指人的存在（sei）；但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爱护和保养，诸如耕种田地，养植葡萄。这种筑造只是守护着植物从自身中结出果实的生长。在爱护和保养意义上的筑造不是置造（Herstellen）。……筑造乃是一种建立。爱护和保养。爱，意味着这不是商品房。保养，意味着居住者可以在这建筑中安居乐业，四世同堂，得享天年，无疾而终。
比如过去的昆明老城，那不是建筑物、商品房，而是一座座四世同堂的私家宫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我有幸在这种私家宫殿式的建筑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我至今记得那些水井和花台、八月十五洒满天井的月光，花厅门上雕着的古代故事，传说，我的仁义忠信的启蒙就来自这些匿名艺术家的作品。
昆明理工大学生土中心中庭 胡佳//摄
建筑导致了传统中国世界星罗棋布的“四合院”的形成。四合院不是商品房，而是筑居。筑居意味着它不是仅仅满足于遮风避雨的实用性。四合院有许多根本不实用的部分，比如假山怪石、画栋雕梁、斗拱飞檐之类。这些无用部分的无用之用在于美化，这些部分是对实用的解构，让建筑升华，超越建筑物最基本的功能——遮风避雨。建筑是作品，“成为作品意味着建立一个世界”。“生与死、祸与福、荣与辱、韧与衰都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式。” （海德格尔语）建筑是神性的，“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诗 • 大雅 • 生民》中建筑意味着一种祭祀，感恩和享受。中国四合院是宫殿，也是庙宇。安居，不仅是遮风避雨，也是得到神灵的护佑，建造四合院要看风水。过去昆明武成路那些巷子里的建筑没一处都要花很长时间，建筑者是风水先生、画匠、木匠、雕工、泥瓦匠、山匠（造园师傅、园丁）——他们就是作者、艺术家。四合院都是手工打造的。
《易经 • 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美不是表面的，装饰性的。美是中国建筑的灵魂，是诗性的、精神性的。“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只有美，建筑才善、好在、居然、安居。在中国文化中，“有美”这种对生活世界的要求、尺度很早就开始确立，美这个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说文》说：“美，甘也，”美与善同义。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孟子说，“充实之谓美。”美决定生命的品质，“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就开始。美自古就是中国生活的最高标准。现代建筑物只有实用目的，这些摹仿西方建筑物的四方盒子大部分都非常丑陋。
今天的建筑物令人们成了“搬家的人“，人们总是在搬家，住房成为某种股票式的东西，只有增值才有意义。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注：大意为，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绚烂多姿的世界）。文章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文是一种生活方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人与天调，就是道法自然，人的建筑与天调，美的生活世界才会实现。实用主义是美的敌人。实用主义令人的生活世界降格到遮风避雨的原始水平。令人空虚。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如果住房只是等着增值，人们就永远不会充实，安居乐业。
不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古代中国建筑可谓诗意栖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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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中，建筑常常作为意象存在，您觉得这种意象背后包含了怎么样的情绪？可以举例说说吗？
于坚：建筑是安身而不是害身的。今天的建筑物总是令人怀着隐忧——贬值、拆迁、地震（住在高层的人们）。玻璃这种材料令人不安，藏着危险。我曾经撞进玻璃门，头破血流。
建造房屋
昆明人在湖边选好基础 避开沼泽
靠着青山 挖开地面 填下石头
将大树改成木材 建造房子 安身立命
神指示他们方向 大地告诉他们图纸
这边要高 那边要矮 这边是水源
风暴在南面 落日在西边 孔雀要织布
女人好铺床 他们唱着歌锯开木料
顺着它的纹理 他们搭建柱子 垒实墙壁
打开窗户 门朝北方 台阶高于荒原
他们不停地动手 露出古铜色的骨头
他们搅拌泥浆 挑着桶走过搭板
跟着百兽劳动 就像兴奋的蜜蜂
就像年轻的大象 就像老练的豹子
有捕鱼的 有做饭的 有制陶的
有铸鼎的 有接生的 有占卜的
他们在好日子上梁 飞扬的斗拱
模仿着鸟类 永远不再飞走
这也是万物所梦想的 那些柏树
那些桉树 那些马鹿 那些老虎
（201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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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诗集有一些用城市或者地理命名的，《巴黎记》、《印度记》、《昆明记》、《建水记》，相对于其他城市，您觉得昆明和建水这两座城市对您来说有没有特别的地方？特殊点在哪里？
于坚：昆明本来是云南地区第一流的古代标准城市。（可参阅我的《昆明记》），我出生并生长在昆明的武成路、翠湖、五华山这一带。我一生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以负责地说，昆明是世界上最好在的地方之一，杨慎《滇海曲二首》这样描述昆明，“梁王阁榭水中央，乌鹊双星带五潢。跨海虹桥三十里，广寒宫殿夜飘香。蘋香波暖泛云津，渔枻樵歌曲水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是在写一个天堂。
滇池一带像是日内瓦，滇池以西的群山和民族像是南美。昆明城是一个兼具传统的和现代风格的城市。
在城北，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诗）我少年时在铁局巷见过无数卖花姑娘，她们是来自山中的撒尼人。五一电影院那一带最热闹，那里是武成路的中心，货郎都集中在那里。端午节，电影院周边到处是卖艾蒿的，中秋前后，卖宝珠梨的、卖核桃的、卖毛豆的、卖花生的，卖麦面饼子摆了半条街，货郎沿人行道边坐着，有的还背着娃娃来，放开了绣花背带，山娃娃满脸鼻涕，蹲在大人后面玩。卖马樱花的山姑娘总是带着野叉叉的春天来，她们背着满背篓的花，像是个大花篮，还没有走到五一电影院，花已经卖光了，然后她们三三两两背着空背篓去逛布店，她们喜欢买布，喜欢阴丹蓝和大红。
城南则是法式风格的街区，我经常在那里喝咖啡。我的诗《尚义街六号》写的就是这一带，昆明是一个会诞生诗人、艺术家的城市。昆明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影响力，画家群体在新浪潮美术的影响力都可为证。我在昆明，一生中认识了许多诗人、艺术家，并成为朋友。对一个地方的来说，有没有诗人、艺术家、诗歌节、咖啡馆、书店、博物馆、画廊……对城市的档次、质量是很重要的考量。而这些必须得天独厚。没有诗人的地方是很难在的，鸟不拉屎。古代昆明最伟大的诗人孙髯翁在《大观楼长联》这首诗中说，“莫辜负，四围乡稻，万顷晴沙，三春杨柳，九夏芙蓉。”他的意思就是莫辜负昆明这个天堂！
建水的不同凡响，在于它不仅仅保存了大量的四合院，原住民还住在里面，儒家社会的世界观依然影响着那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也没有墨守成规，人们用现代材料将四合院改造得更为舒适，好在。这是一个依然有水井，在夏天的雨后，依然可以听见卖花之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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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之前参加了《文学的日常》，您是在建水古城有两句话格外让人印象深刻，一是“郁郁乎文哉”，您觉得这里的“文”，是怎么观照到建筑之中的（不止是建水）？
于坚：所谓“文”，是指建筑的无用部分，画栋雕梁。斗拱飞檐。如果只是实用、遮风避雨，这些完全可以不用，雕一堂门用的时间比盖一栋房子的时间更长。
现代城市里一味追求高大上的结果，是“小”不见了。从前昆明的好在，是因为它是一个小街小巷的城市。人们是住在小中，大无法居住。小是温暖，大则是荒凉。我小时候，在城里没有恐惧感，老人、小孩、盲人、残障人士随处可见，现在他们越来越见不到了。那些盲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盲人。他们不敢上街，上街太危险了。荒凉的大街不会诞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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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诗中说，“建水的声音是可以被听见的”，您觉得城市的声音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于坚：城市的声音来自生活的质量，美的深度。比如卖花姑娘的叫卖声，今天的城市之乏味，就是基本上只听得见一种声音，汽车的声音。听不见鸟鸣。
【建筑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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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如果不考虑任何实现的条件，您最理想的建筑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于坚：四合院。这是中国数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也是人类栖居方式的典范。四合院道法自然，就是在建筑中，人也保持着与大地的联系，得到大地母亲的庇护，令人安心，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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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有好多网红打卡点，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于坚：对传播那些好的栖居方式（诗意的）有好处。我注意到这些点很多都有四合院的影子。乡愁终于来袭，人们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好在”，渴望回到鸟语花香，画栋雕梁。
【建筑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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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去过很多地方，您觉得昆明的建筑有什么特色？这些特色是什么造成的？
于坚：从前的昆明的特点像巴黎一样，以小街小巷为主。武成路、长春路、文明街一带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基本格局，金碧路一带是法国式的街区，南屏街一带是英美式的，东风路是苏俄风格的……这些 街区之间并不相互冲突，和谐地融为一体。
昆明相当好玩，是个适于并行的城市，世界上好在的城市都是步行之城，最糟糕的是汽车城。这些特色是由于过去造城用的是加法，尊重历史、传统、人民的建筑艺术、智慧、生活经验、盖房子要听风水先生的意见（风水先生不是迷信，他们是诗人，是指点如何才能敬畏、尊重大地，以诗意地栖居的），而不是一刀切，画张图纸，一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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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诗中，有很多传统老建筑的存在，比如明清式古老建筑、法国式黄房子等等，您为什么钟情这些老建筑？
于坚：美而好在。尽美尽善。有民族自豪感，中国是诗国，在艺术上自古一流，世界领先。（西方人玩哲学，喜欢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玩“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喜欢玩场。）我小时候住的四合院，有花台，水井，可以看见月亮、落日。我有些西方朋友来到四合院就要自卑。呵呵！武成路可以从早玩到晚。一路上都是茶馆、纸烟铺、拍卖行、电影院两家、卖花姑娘、货郎、卖瓜子的老嬷嬷、澡堂、理发店、唱戏的班子、说书人、马戏班子、少年宫、教堂、馆子、花园、学校、商店、文具店、书店、小巷（条条通着翠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