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和怎么说（之二）

——以我在晓雪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

冉隆中（文学批评家 现居昆明）

我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我对面、近在咫尺的晓雪。我看见晓雪前倾的身子更靠前了，他眼里也有了诧异的神色。

他惊诧的神色点燃了更多人的惊诧，这让我想起了一段谚语：一个人敢当众说假话，是因为他知道周围没有人会证实他；而一个人不敢当众说真话，是因为他知道周围没有人会支持他。一个社会可怕的不是假话的甚嚣尘上，而是真话的普遍沉默。但我还是忍不住继续说了下去：

我知道，这样来评价晓雪的诗歌成就，多少有点刺耳，有点不礼貌。但这确实是一代诗人共同的宿命和悲哀。很多诗人作家的才华，被浪费在了一些不值得的地方。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的精力过多地用在了歌唱所谓的“运动”（比如“反右”、“四清”以及特殊十年等等）有关。这里的“运动”不是体育，而是关乎观念的一种社会进行时态。在过往经历中，每一个时间段，都人为设置了的无数“运动”，用以安置或调遣人们的思想观念。置身其中的作家诗人，其实经常处于被裹挟的被动状态，既不能很好把控自己的写作姿态，也很难正确辨别“运动”的真伪善恶。如果对这样的东西一味歌唱，就很易丧失创作的主体，很难在创作上留下经得起时间淘洗、历史检验的特别好的作品。这个经验教训绝不能重演。虽然这个话题不适宜在今天这个场合展开总结，但值得文学创作道路上所有后来者充分警惕，认真记取。

说到这里，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尽管我声音依然洪亮，但内心却没来由地感到空虚。我已经没有勇气将目光与面前的晓雪对视。就像为了自圆其说，我做了如下解释：

套用前述那个关于郭沫若诗歌评价的说法，其实不是我的本意，而是典出于晓雪的自我评价。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位文学老人为自己祝寿，遍发英雄帖，请帖上写着非常醒目的一句话，说他“创作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精品”。对此，晓雪跟我说：一千多万字，有没有，不知道。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精品，肯定没有，不可能有。古今中外，作家诗人，有一两首诗，一两篇代表作，能够传世，青史留名，就不错了。我的作品，如果有几句话能被读者喜爱，有一两篇作品能被你们批评家记住，我就很开心知足了。晓雪这段话，我写在当日的日记里，我认为，这既是晓雪严于律己的一种态度，也是寄望于文坛，对任何人的文学成就，应当力求客观公允的作出评价。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我愿意在此分享给大家。

后面我还滔滔汩汩说了很多，关于晓雪的散文和评论，关于晓雪这个人，他的勤奋，才华以及诚实的人品……说到晓雪写人记事的散文，那种冲淡平和，不事雕琢，素朴优美的文风，我说，它影响了我和我的朋友，也影响了很多读者。举个例吧，很多年前，广西地界，有一个当过警察、公务员、小老板的文青，有一天他从《人民文学》读到写大理鸡足山的一组散文，这些散文醍醐灌顶般让这个文青得到了觉悟，也如一棵树撼动了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了另一朵云，居然影响到这个文青千里迢迢直奔鸡足山而去。从此，江湖上少了一个文青，鸡足山多了一个沙弥。这个小沙弥经过苦苦修炼，居然成了鸡足山如今的住持大方丈。有一天，一群文人上山采风，正巧碰到大方丈亲自接待，交谈中，方丈突然问起，你们有谁认识一个叫晓雪的作家吗？然后说起自己这段与鸡足山结缘的往事。坐中恰好就有认识晓雪的，掏出手机就连线了晓雪，于是，方丈和晓雪——两个素未谋面的人，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常特殊的善缘。

这其实也是微叙事。巧的是，我说到的那位在鸡足山顶掏出手机让方丈与晓雪连线的作家，此刻也正置身会场，他从侧面后排站起来，纠正了我叙事中一个小小的口误。他是纳张元，现任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云南作协现任副主席。

会场发言的微叙事是一种讨巧的技巧，它总是优于那些夸夸其谈让人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但它依然低于哪怕粗糙不中听的真话。如果开会发言或说话艺术也自成一个美学体系，那么它的头部或顶端，肯定是由真话系统构成的，微叙事最多居中，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则应该垫底。但现实中关于“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通行规则和评价体系，刚好颠倒过来。

但当时我无心于会场里所有人对我发言做出的任何评价和反应——我只在乎坐在对面的晓雪，在乎晓雪听到由我嘴里说出“雪老确已老，诗多好的少”之后，他的心里，会不会留下阴影？如果会，这个阴影面积会有多大？我最耽心的，是他在大病未愈的高龄，对批评之声的接受程度。虽然我在后面发言中准备了足够的也是诚意的表扬，但在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对某部作品的座谈研讨，不如说是对老作家一生文学功绩加以总结定论的庄重场合，像我这样哪怕只说了少量的诚实的批评的话，是否恰当，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我并不清楚。

所以，至今，我的内心，依然十分忐忑。

2023年3月31日 昆明初稿

2023年5月18日 改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