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要大力传承
多元化的昆滇文化
/
——张文勋先生访谈
采访//陈黎 钱榕 蔡树菁
整理//钱榕
张文勋：1926年出生于云南洱源，当代学者、作家、诗人、教授、文艺理论家，笔名秋云、泥子。历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云南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曾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任云南省诗词学会会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终身名誉会长。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专著10余种，发表诗歌、散文、评论、论文100余篇，专著《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获云南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昆明文艺：张教授，您出生于大理洱源县的一个白族家庭，从小接触过大量的民族传统文化，但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却是选择起步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又扩大到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和文学创作以及批评鉴赏也有所涉猎，请问您的学术研究范围是怎么形成的？
张文勋（以下简称“张”）：概括地说，我研究的范围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二是中国古代美学。总的来说，小孩子不是天生就喜欢什么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我的教育经历是有关系的。“诗礼传家”在我的家乡是一种乡风，（那时候比较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我小时候进私塾读书，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两年后才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这是入门的基本课程，必须要先背诵，最少背两年，之后才开始讲内容，这种教育方式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有的，让我们从小就接受古文训练，有一定的好处（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我是村里第一所现代化小学的第一班学生，从这以后才开始接受现代化的知识。我在学习现代化知识的过程中继续学习古文，各方面的知识都吸收，为我之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我被云南大学文史系录取，刘文典教授和刘尧民教授对我之后的研究方向有过影响，特别是刘文典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期间，极大地培养了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
1954年，北大邀请了一批苏联的专家来办进修班，目的是培养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教师，我当时被推荐到北大进修两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当时著名的朱光潜先生也都和我们一起听课，可以说北大的学术气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学问，在此过程中我就逐步将文艺理论作为我的主攻方向。这两年，我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终还是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那时起，我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因为只有将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理论相结合。才能形成不脱离中国实际的特色文艺理论。这段教育经历让我最终决定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国古代美学，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昆明文艺：您曾多次提到“由博返约”4个字，并将其归结为您一生的治学之道，这4个字对您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张：这个词我直到现在还经常和学生讲，它也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早在中国古代，许多大学问家就主张做学问要由博返约。“博”就是指做研究时，知识面一定要广，要文史哲学贯通的，比如研究古代文论，不是读几本古代文论的书就可以了，还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量。我向来主张，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基础知识要打得广一些，太窄了不行，不能只满足于背几首诗，看几篇小说，要文史哲贯通。中文系的学生必须具备文史哲的知识，不能就文论文，会写几篇文章就洋洋得意，那谈不上是学问，只能说是基础。所以用我的话来说，“由博”就是要贯通古今，包容中外，“返约”指的是在此基础上再选择一个方向。但是什么都懂一点，不去深入也是不行的，要从中找出一个重点去研究。以我个人为例，我文史哲都喜欢，但最后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美学作为研究方向，在这里面我又选择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严沧浪的《沧浪诗话》作为研究重点，国内有一个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也是我参与组织的。
只有拥有广博的知识量，做研究时才能“左右逢源”，这就是我提倡由博返约的意义。
昆明文艺：马克思曾说过一段话：“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张教授，您作为一代博学鸿儒，以您的人生阅历，对昆滇近百年来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一定有着深切的个人体会。能否请您简略谈谈这百年来昆滇文化的现状和特点。
张：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的变化可以代表云南的变化。解放前昆明为何会成为文化重镇，因为受抗日战争影响，西南地区作为后方文化重镇，有两个地方文化比较集中，一个是广西桂林，一个就是云南昆明。所以昆明的文化一直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原因，其次是历史原因，南诏时期，虽以大理为中心，但昆明当时是中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巴蜀文化的交汇点。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乱影响，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都搬到昆明以及周边城市，许多知识分子都来到昆明，在当地进行了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解放战争期间，昆明爆发了多场运动，受到多种文化影响，所以昆明的革命思想、文艺思想都很浓重，而且比较超前。但作为一个边疆城市，形成一种滇文化，并对全国产生影响力还需要努力。我曾经出过一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谈到过滇文化的问题，目前为止，只能说滇文化的特点还不够明晰，开始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还有待提升。从地理的概念来界定滇文化很简单，但学术界定不能这样，所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难说。
简单来讲，云南处于3个文化圈的交汇点，一个是汉文化，是主流文化，而且影响最大；另一个是藏文化，也就是佛教文化；最后一个是东南亚文化。由于处于3个文化圈的交汇点，所以3种文化的特点兼具，这3种文化作为外来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土著文化）并存，形成多元化的特点，而且这几种文化互相影响但都没有吞噬对方，是共存的。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滇文化是3个文化圈上交汇形成的文化，多元化就是它的特点。
但是，虽然我们的思想是超前的，但不足以影响到全国人民。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多努力，让滇文化的影响能到达全国，甚至全世界。
昆明文艺：张教授，据我所知，从1948年您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开始，您的一生和学术生涯都是在云南大学度过的。云南大学可以说是云南文化的主阵地，近百年的历史弦歌不绝，大师辈出，您的老师刘文典，您的大理老乡徐嘉瑞，散文家李广田，尤中、赵仲牧等等，无一不是云南文化的灵魂人物，您与他们肯定有交往，能谈谈他们之于昆滇文化的贡献吗？能谈谈他们的一些佳话与趣闻吗？
张：刘文典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原来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国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校勘学，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云南。像他这样著名的教授，能留下授课，对我们当时很多人都产生了影响。在我求学期间，曾听他讲授过《温李诗》《文选学》，对我影响很大。他以《庄子》《淮南子》为专项研究，原本计划“经史子”都要研究，但因精力有限最终只能作罢。他出版《淮南鸿烈集解》时只有20多岁，胡适作序。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我记得当时的校长李广田先生在云大校门外的王九龄故居，专门给刘文典教授开辟了一个杜甫研究室，让他专心研究《杜甫年谱》，可惜直到他去世，这部著作也未能完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末代弟子吴进仁成就也很大，让他的研究得以传承下来。
刘尧民先生没有很高的学历，完全靠自学成才，他是徐嘉瑞先生兼任我们系主任时推荐过来的，我从那时候开始和他接触的比较多。他的学问做得很好，解放后，云南大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就是他带的。
徐嘉瑞先生在文联时，曾组织调查民族文学，我作为大理白族文学调查队队长参与过，并作为主编来编写《白族文学史》（是我国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中较早的一种，曾获“1979至1989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颁发的特别奖），当时审稿是由徐嘉瑞先生来审。1958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云南民间文学调研工作，就是对云南民间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抢救。我带队到大理洱源、鹤庆、弥渡等县进行调研，收集民歌、民间故事、戏曲和大量文化资料。
李广田先生一直很有名，他早在来云大之前，就和卞之琳、何其芳合出过《汉园集》，还被誉为“汉园诗人”。我们当时听说他要来云大当校长，都很激动，因为很崇拜他。解放后，一些运动对云大破坏很大，他在重新建设、恢复秩序这方面做出过贡献。
赵仲牧和我是同班同学，擅长哲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辽宁当中学老师，他的学问做得也很好。后来他被调到辽宁大学中文系，我当系副主任时，曾经出面让他回云南，一开始对方不肯放人，毕竟好老师哪里都缺，在我软磨硬泡之下，最后还是成功了。他终生未婚，因为他这个人比较追求自由，他还跟我打趣过，“老张，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最不爱被人管束，我是要自由的人。家里有个人管着我，套着我，我就不自由了。”
我和赵仲牧、尤中被民间称作是云南大学“文史哲”的3位代表人物，是云大的3个灵魂，我是“文”的代表人物，尤中是“史”的代表人物，赵仲牧是“哲”的代表人物。尤中对民族史很有研究，是国内一流的教授。
昆明文艺：在当代文学艺术领域，毕业于云大的于坚，是当代诗歌创作领域的风云人物，您对他有何印象？
张：于坚是我的学生，我对他比较熟悉，而且我很欣赏他的散文。我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他的诗我看不懂。其实他是有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并且风格有时代的烙印，他不是一位现代化的诗人，是更具有乡土化的诗人，比如《尚义街六号》等。他的语言很平实，从不刻意去写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很有乡土味，乡土味就是民族味，说明他的诗没有完全西化。现在很多诗人一味模仿西方诗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不像于坚的诗，是地道的乡土化。
昆明文艺：昆滇文化演进到今天，从您的角度来看，未来发展的走向有哪些可能，我们下一个100年的努力方向会是什么？
张：我以诗歌写作和文艺理论为例，现在的诗缺少一种厚重感。写诗必须要有“气”，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样写出来的诗才不会单薄。我的第二感觉是，我们省的理论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除了徐嘉瑞先生那一代的鸿儒，晓雪虽然是诗人，但他同时也从事理论研究，只是被他诗人的身份盖过了。我一直以来对云南大学的文艺理论教师提出过几个要求，不能照着课本讲，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语言，这来自于实践的体会，所以文艺理论的老师，自己也要会写，这样讲课的内容才不会空洞。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为例，像我弟子辈的教授张国庆的古代文论不错，他的弟子杨元、刘纬、苏慧敏理论水平也还可以。我另一位弟子施惟达也很不错，我和他还合编过书。
所以发展方向、努力方向关键在于培养人，先培养出一批人才，建设一支队伍，再由这批人才来指引方向。没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话。
昆明文艺：我们现在比较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它发展得更好？
张：总体来说，近几年的情况不错。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为破坏损失很大，许多应该保存和保留的古迹都被破坏了。现在的大背景是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因为重点抓这方面，所以很有成效。不过文化是上百年的积累，被破坏的文化要在短时期内恢复如初，实在不容易。在大背景的影响下，现在对传统文化比较重视，属于一个好现象，我认为保护这个方面很重要，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流于形式，关键是要在课程设置上下功夫，从大学来看，可以增设一些传统文化的选修课程。其实很多传统文化都消亡了，有些消亡是历史自然的淘汰，但是优秀的文化可以在保护方面更要加大力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也很重视传统文化，总的来说，这几年传统文化的恢复情况还是可喜的。
我主张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他们的创作都要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大文化就是传统文化，这是创作的底子，没有这个底子的话，作品就是单薄的，缺乏厚重的内涵，不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不具备生命力。
昆明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大会上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教育事业。那么您认为目前云南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工作做得怎么样？
张：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对少数民族文化、文学的发掘保护在全国都是领先水平。我们出的成品多，成果也比较多，比如《大理丛书》《彝族通史》的成书。虽然被破坏的也多，但我们在修复整理方面在国内也是走在前列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把当时的一些方法与措施有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下，我们就一定能做出更多的优秀成果来。
图片
/
深深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
/
——晓雪先生访谈
采访//陈黎 钱榕
整理//钱榕
晓雪：本名杨文瀚，白族，著名诗人、评论家、散文家。现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曾任云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云南省作协主席。出版有诗集、评论集、散文集共25种，《晓雪诗选》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意大利第二十二届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长诗《大黑天神》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昆明文艺：晓雪老师，您作为云南杰出诗人的代表，见证了云南百年诗歌的兴起与发展，我们想请您谈谈云南诗歌的发展状况。
图片
晓雪（以下简称“晓”）：诗歌界有一个共识，谈“五四”以来的诗歌，不排斥旧体诗词。旧体诗词最伟大的代表是毛泽东，除了他之外写新诗的郭沫若、臧克家也写旧体诗词。“五四”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云南诗人是柯仲平，他22岁开始写诗，《海夜歌声》是他的第一部长诗。他曾加入郭沫若的创造社，诗歌风格属于浪漫主义。1937年他来到延安，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也是毛主席非常看重的诗人，1938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还让毛主席大为赞赏。他大力提倡诗歌大众化、民族化，可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他艺术实践的启发，所以说，柯仲平是百年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当时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所贡献的还有两个云南人，一位是艾思奇，是位哲学家，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人之一；另一位是诗人刘御，写过《延安短歌》《边区儿童故事》，编过小学课本，后来还写过儿童诗，是云南很有代表性的诗人。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时，周钟岳旧体诗词写得好，他还为南京总统府题过“总统府”3个字；马曜的旧体诗得到过季羡林的高度评价；还有赵藩、赵式铭等诗人的诗词也不错。抗日战争时期比较活跃的诗人有罗铁鹰，新中国成立后有徐嘉瑞，杨明的新诗得到过闻一多的高度赞扬。马子华和欧小牧也不错，其中马子华参加过左联，他的作品《滇南散记》对军旅作家影响很大。张文勋教授的旧体诗写得非常好，他的古文功底很深厚。赵橹的诗歌和散文一直有获奖，少数民族诗人马瑞麟在1949年就出版过第一本诗集，后来也多次获奖。
总体来说，百年来，云南诗歌不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一部分成就非常的突出，为中国诗歌兴起与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
昆明文艺：云南有着众多的民族史诗和叙事诗，它们是云南诗人的精神策源地，请您结合自己创作《大黑天神》的经验，谈谈在创作中如何看待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该如何在民族史诗和叙事诗中去汲取营养？
图片
晓：古今中外，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善于从本民族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汲取素材和营养，例如歌德、海涅、普希金等都是这方面的行家，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看，鲁迅、郭沫若对这方面也比较重视。我个人认为，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是一个民族祖先思想的结晶，是非常宝贵的创作素材来源。我老同学韦其麟的《百鸟衣》取材于壮族的民间故事，我1957年创作的《蝴蝶泉》《望夫云》《播歌女》皆取材于白族民间故事，像抗争、爱情等很多都是民间故事里永恒的主题。
《大黑天神》实际上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我当时琢磨了一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皇大帝与大黑所反映的是一种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这也是一种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精神。我创作这首长诗对现实有一定的影射意味，这也算是在文学里找到一种寄托。很多民间故事不过寥寥数行字，具体要如何改写，其实要看作家的功底，云南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很多内容还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昆明文艺：《阿诗玛》一开始只是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但它后来被打造成一个全球知名的文化符号，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可能打造出第二个《阿诗玛》？
图片
晓：《阿诗玛》是根据十多种口头流传的诗歌记录本收集整理出来的长诗，它并不像壮族的《百鸟衣》那样是根据一个故事创作出来的。与此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民间叙事长诗，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学习，但要再打造第二个《阿诗玛》很难。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对于民间文学的收集翻译工作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我1982年在云南省文联主持工作时，曾向省委反映并正式写报告，争取将4个协会增加到11个协会，65个编制增加为102个编制，并成立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云南省文联是最早即第一家设立了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的，所以云南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收集翻译整理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少数民族多，单是傣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就有十多部，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资源优势。
无论是《阿诗玛》还是《五朵金花》，它们的成功是机遇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样一个与民族特色、自然风光结合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它们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昆明文艺：从您了解的情况来看，在昆滇100年的文学发展中，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是如何兴起的？对中国文学界产生过哪些影响？
图片
晓：云南省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全国范围内，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占有很重的分量。首先要明确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是直到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茅盾先生才在发刊词时第一次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兴起，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李乔，被称为彝族文学之父，彝族现当代文学的开拓者，是第一个用小说形式书写彝族文化的人。从有这一概念来说，整体来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确实是因为民族种类多，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所以占比很重。目前为止云南是全国范围内获少数民族骏马奖次数最多、人数最多的省份，中国作协对云南少数民族也比较重视。
昆明文艺：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有哪些人？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作品以及影响力？云南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少数民族作家有哪些？现状如何？
图片
晓：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有徐嘉瑞、李乔、马曜、马子华、欧小牧、罗铁鹰、杨明、赵橹、张文勋、马瑞麟、康朗甩、康朗英、波玉温、杨苏、饶阶巴桑、晓雪、柏桦、牛相奎、张昆华。
他们的作品有：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欧小牧的《雕龙记》、罗铁鹰的《原形毕露》、马瑞麟的《咕咚来了》、康朗甩的《住山村望北京》、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三个傣族歌手唱北京》（合集）、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饶阶巴桑的《棘叶集》、晓雪的《晓雪诗选》、张昆华的《双眼井之恋》等。
第二代少数民族作家有那家伦、瑙尼、普飞、岩峰、张焰铎、董秀英、白山、存文学、哥布、戈阿干、杨世光、李必雨、杨明渊、艾扎、景宜、拉木嘎吐萨、王红斌、李骞、黄玲、纳张元、和国才、杨佳富、罗汉、丁光洪、段平、段林、何发昌、金鸿为、李治中、（凝溪）、鲁若迪基、马旷源、马开尧、密英文、诺晗、潘灵、瞿文早、王丕震、袁冬苇、张乃光、和绍全、阿克扎都、马丽芳等。
他们的作品有：那家伦的《开拓者》、普飞的小说《山路崎岖》、存文学的《兽灵》、李必雨的《野玫瑰与黑郡主》、杨明渊的《蛊女的命运》、李骞的《十朵刺玫瑰》、黄玲的《孽红》、纳张元的《父亲的三双鞋》、杨佳富的《红蝎子》、段平的《宋文骢——从游击队员到歼10之父》、李治中的《凝溪寓言》、鲁若迪基的《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潘灵的《泥太阳》等。
第三代少数民族作家有和晓梅、何永飞、李达伟、冯娜、李秀儿、陈晓兰等。
他们的作品有：和晓梅的《呼喊到达的距离》、何永飞的《梦无边》、李秀儿的《晚秋》等。
从获奖情况来看，中国作协原来设置过10个文学类奖项，我作为理事参与过鲁迅文学奖设置的讨论，最后决定把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保留，其余7个奖项全部归到鲁迅文学奖中。在这7个门类的奖项改名之前，云南省有6个人5部作品得过这些奖，分别是张长的《空谷兰》获得优秀短篇小说奖；黄尧、朱运宽合著的《生命的近似值》获得优秀报告文学奖；晓雪的《晓雪诗选》获得优秀新诗（诗集）奖；那家伦的《开拓者》获得优秀报告文学奖；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获得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这6个人中有3个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分别是那家伦、张长以及晓雪。
从影响力来说，李乔被誉为彝族小说之父，段平不久前刚拿了骏马奖，彝族作家普飞受到过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阿克扎都被誉为苦聪人的普希金，杨苏的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筒裙》也得过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张昆华的小说《不愿纹面的女人》是冯牧作序，并给予不错的评价。
昆明文艺：作为云南特殊的重要精神资源，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对云南文学来说意味着什么？
图片
晓：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是云南文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云南文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种重要优势。少数民族作品由于其不可替代的特点，更容易引起注意，受到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只要善于挖掘题材内涵，发挥自身优势，作品质量过关，都能独放异彩。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就是独一性，别人无法替代，并且个性十足，与众不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所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是值得进一步挖掘，大力发展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不仅要保持自己的个性特点，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博览群书，提高修养，拓展知识面，创作出更有独创性的作品，让自己的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只有不断丰富自己，增加阅读量才能成为一名好作家，少数民族作者绝对不能躺在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底下，仅仅依靠“民族”来写作，更要努力突破“民族”的限制，个人本领要过关，要有真功夫，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语言修养一定要过关。以王蒙为例，其精力之充沛，思想之活跃，学习之努力，写作之勤奋，全国范围内都少见，1993年时他的文集只有10卷，到了2019年文集就有了50卷。他的语言学习能力很强，虽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说得比当地人还好。他知识面很广，在大量写小说的同时，对诸子百家也有研究。可以看出，这都是不断努力、不断学习所带来的结果。
昆明文艺：晓雪老师，能否请您对云南目前的诗歌创作现状做一个点评？
图片
晓：云南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还算不错。从获奖情况来看，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每届只有5部作品入围，云南有3位诗人连续3届获得鲁迅文学奖，他们分别是于坚、雷平阳、海男。加上少数民族骏马奖中诗歌奖，那就更多了，所以云南诗歌创作还是很繁荣的，从现在的青年诗人来看，比较突出的有何永飞、冯娜、王单单。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不仅获得少数民族骏马奖，还是中国作协唯一被推荐向海外翻译出版的作品，冯娜目前在广东的中山大学工作，王单单去年创作的《花鹿坪手记》很不错，结合时事的同时还能保留自身特色，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作品。
昆明文艺：值此百年回顾之际，能否请您谈谈个人的“百年感怀”。
图片
晓：云南特别需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因为云南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基础，也有这个传统，云南是可以出更多好作品、大作家的。以我个人的看法，云南有“得天独厚，得地独爱”的山水风光、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多民族文化交融，各类民族民间故事、神话浩如烟海。只要深深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不断吸取营养，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必定会充满生机。云南曾经出过聂耳、艾思奇、柯仲平这些伟人，聂耳23岁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艾思奇20多岁写《大众哲学》，柯仲平也是20多岁就创作出《海夜歌声》，这说明我们并不缺孕育人才的土壤，所以云南的作家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要相信自己，并勇于立下雄心壮志，努力攀登高峰。
我们党走到今天，走过许多风风雨雨，艰难困苦，终于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让我有幸从新中国成立走到今天，经历了许多一连串的“第一”，如今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我们下一个百年一定会继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图片
/
谢本书：以历史增强
云南人民的文化自信
/
采访//陈黎 林灵 钱榕
撰稿//林灵
谢本书，1936年5月出生，教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兼云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会长等。曾获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7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成果奖”。业绩载入《世界名人录》《亚洲太平洋地区名人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等国内外多种辞典、词条中。
到谢本书教授家时，2020年冬月的天还没有亮透。
这是个和我们大多数七八十岁的老爸老妈一样的家，简朴、整洁，老物件儿们散发着熟悉而又亲切的味道。家庭成员的合影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沙发上铺着沙发罩，茶几上有个盒子，里面装着药、老花镜、助听器等老年人常用的东西，屋里光线暂时还不是太好，谢先生一头银发显得格外醒目。
谢老说，因为要去看牙，让你们这么早就来，真是辛苦了。你们开了一小时车吧？你们吃早点没有？你们喝水吗？我耳朵不是太好，你们可以把问题写在纸上。
突然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我爸——一个坏脾气的老头儿，仗着一肚子干货骄傲自满——更像我外婆，一样的慈祥、温和，一样的生怕孙女们累着饿着冻着，一样的在听不清你说话时回报以满脸绽开的笑。
谢先生今年85岁，记忆好得惊人，各种历史年代张口就来，思路清晰，给我们“授课”的内容紧扣主题，大大方便了后期的整理。我一度怀疑，以自己对谢先生所讲内容的领悟力来看，曾经那个中学历史成绩始终在及格线摇摆的自己，难道是个平行时空里的误会？
昆明文艺：谢老，请您谈一谈护国运动之前的昆滇文化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图片
谢本书（以下简称谢）：云南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处于中原文化、云南本土文化兼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南亚文化的交汇处。从历史发展来看，云南文化是多彩的也是独特的。过去，人们只知道云南处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好像比较封闭,比较落后,实际上并不完全这样，云南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相当辉煌的成就。100年前的前半段，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云南的对外开放是比较早的，很早以前就和东南亚有着密切联系，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在这之前，云南特别是西部腾冲一带，已经有了许多对外交流活动。1840年前后，腾冲的进出口贸易，相当于广州进出口贸易的总量，说明这个时候我们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是比较高的。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可以直通国外，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1911年的云南辛亥起义和1915年至1916年的云南护国战争，把云南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云南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省份。特别是护国战争，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标，维护共和制度，挽救了当时中国的命运。因此我们认为从护国战争开始，云南改变了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能够沿着相对正确的路线前进。
护国战争期间，云南曾经发行了若干以维护共和、反对帝制为主题的报纸，这对云南人民的思想解放，坚定云南人民的文化信心是有帮助的。应该说当时云南人民几乎没有或很少有拥护帝制的表现，在整个护国战争中所表现的言行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昆明文艺：请问护国运动给昆滇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
图片
谢：护国战争以后，很快在1919年就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云南是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靠前的省份。期间曾创办了若干杂志，其中有一本叫做《尚志》，转载了李大钊的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这在边疆地区是非常罕见的。这本杂志由龚自知主编，他后来担任过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副省长，是参照陈独秀先生的《新青年》办的，可以称之为云南的《新青年》。这也成为云南响应并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随后，云南出现了一批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刊物，比如新滇社，创办了名叫《革新》的刊物。新滇社的成员后来大多成为了云南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五四运动以后，云南新文化运动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并且在全国创造了许多新的纪录。比如20世纪 30年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在云南出现了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本书、一首歌，这就是艾思奇先生写的《大众哲学》和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大众哲学》是当时影响中国青年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引导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义勇军进行曲》则是鼓舞了人民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战场。艾思奇和聂耳都是云南人，虽然他们创作的时候没有在云南，但他们是云南培养和孕育的两个文化名人。这在云南文化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
民国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云南陆军讲武堂和西南联大，它们是教育史上的两颗明星，在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1935年结束，培养了将近一万名学员。从教员到学员，后来成为将军以上的有300多人，他们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代表人物就是朱德和叶剑英。云南陆军讲武堂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四大军校之一，其他三个学校分别是东北陆军讲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东北陆军讲武堂是东北三省联合办的军校，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是属于中央级的军校，它们都不是一个省的地方学校。清末民初全国创办的军校有几百所，我们云南本土的军校能够脱颖而出，和全国的知名军校相媲美，这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观。
武有陆军讲武堂，文有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虽然是一个教育机构，但从文化的角度，也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它为云南为中国创造了许多奇迹。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昆明作为当时的民主堡垒，是除桂林、陪都重庆以外的中国三大文化中心之一。桂林1944年被日本人占领，昆明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当时昆明的人民群众为支持抗日战争，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治热情在文化史上非常值得肯定。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又迅速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序幕，参加“一二一”运动的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市民，这是昆明作为民主堡垒的继续，这在文化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后来1948年发生的“七一五”运动也主要发生在学校，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既是学生运动，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关昆明文化史和云南文化史，现在还没有一本成熟的著作，所以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重新研究，以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坚定云南人民的文化自信。
昆明文艺：谢老，您在以上的讲述中，用了好几个“罕见”，您是否觉得云南人民在护国运动之后一系列运动和战争中表现出的敢为人先、不畏牺牲的精神，和通过护国运动取得的经验、信心有关系？
图片
谢：是有关系的。现在全国范围内对护国运动的评价有分歧，一部分学者不承认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他们认为不是民主革命的内容。当然这不是主流，主流还是认为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民主革命运动，它在维护共和，让中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经验就在于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传统，引领了人民群众反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社会思潮。护国运动在发动群众的深度方面有非常好的成就，其间出现了一个“护国演说社”，是由曾经参加护国运动的一批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宣传“护国精神”的。从护国战争爆发到结束，总共写了12篇讲稿，讲了12个问题，在集会、寺庙等公共场所，向人民群众宣讲：为什么要反对袁世凯、为什么要发动护国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等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护国战争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动员人民群众起来进一步反对袁世凯复辟。这“12讲”体现了随着护国战争的深入，我们的文化宣传所起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派出40万军人支援前线，牺牲了10万人左右。在中国东部地区遭到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先后开辟了4条生命线。一条是原来的滇越铁路，直到1940年才被迫中断。一条是滇缅公路，在战争最困难在日本要困死中国的时候，从1938年到1942年，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交通运输路线，日本进攻缅甸时被迫中断。然后开辟了驼峰航线，从1942年到1945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最后是史迪威公路，1944年到1945年。这4条生命线的起点都在云南，从文化史的角度很值得我们思考，这是为什么？云南为了修筑和维护这几条对外交通线，当时1200万人口就出动了300多万人口。
昆明文艺：社会文化思潮的主线和护国运动的领导人应该有很大关系吧？
图片
谢：护国运动的三个主要领导人是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他们都是清末的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带回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和民主共和思想，这对云南人民发动护国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蔡锷的思想更加明确，他曾经讲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个思想影响了整个护国运动。战争开始，大家都很担心，仅靠云南一省之力是否就能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对胜败并无把握。取得最终的胜利，靠的就是文化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迟早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信心支撑了整个护国战争的进行。我们知道护国战争的川南战场，也就是宜宾、泸州一带，进行得相当激烈，1916年2、3月间，按照护国军支队长朱德的说法，当时川南基本化为战场，力量悬殊太大，我们的兵力不足1万人，但是北洋军有3万人，还不断的增兵，云南方面没有力量再继续支援，情况一度相当危险，蔡锷被迫从泸州前线撤军。为什么最终能够反败为胜，打败袁世凯，夺取最后胜利？这样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充分建立在文化自信上的。没有信心，仅靠人力去打，我们处于劣势。再加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士气更加高涨。北洋军基本上没有得到支持，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我国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文化源泉！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昆明文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护国运动为接下来云南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运动和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图片
谢：可以这样讲。护国运动结束于1916年，新文化运动刚刚萌芽，云南人民为什么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能够一直继承优秀的文化，跟护国运动的激荡是相关的，它大大提高了云南人民的觉悟和文化自信，对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护国运动在云南历史上影响重大，人民非常怀念。至今保留的护国遗迹有东风广场，实际上是护国广场、护国门、护国纪念标、护国桥，还有唐继尧的坟墓，因为他是护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些文化遗迹彰显了当年云南人民为维护共和作出的贡献，这对坚定云南人民的文化自信，鼓励云南人民继续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是非常有益的。
昆明文艺：谢老，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普及云南近现代史上的高光时刻，让历史增强云南人民的文化自信。云南是您的第二故乡，最后请您以史学家的视角，为我们评价和展望一下云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图片
谢：云南虽然地处边疆，山地、民族众多，经济落后，但云南的文化自信在我的印象中从未低于中原地区。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落后的地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在哲学上拉第一小提琴”，文化的自信反过来又可以影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作用从来不能够被低估。云南的历史发展是曲折的，但是云南历史的光辉一直在闪耀。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云南的发展加快了步伐，在对外开放、政治、经济方面都曾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近代历史的光辉照耀了云南的发展进程，辛亥起义、护国战争、抗战、“一二一”运动以及云南的解放，都在云南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解放以后，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封闭落后，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云南的经济发展虽然目前还相对滞后，未来的发展却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云南的绿色文化、生物多样性的特点，为云南未来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今天的云南交通有了很大改善，落后的山区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云南的贫困人口是全国最多的一个省份，但是在去年年底，已经全部脱贫走向小康，这在全国来说是非常突出的。我相信站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云南人民，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图片
除了偶尔喝口水，谢先生给我们上的历史课是一气呵成，其间，谢先生的老伴儿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安静地在厨房和卫生间洗洗刷刷。“下课”后，我们向谢先生提出要几张生活照，他笑眯眯地指着卫生间的方向说：她手机上有，跟她要，她姓宋，是云大图书馆的。于是，宋老师正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后来得知，宋老师其实应该称作宋教授，退休前在云大图书馆工作，研究馆员）。宋老师拿出手机，翻找了一下，似乎都不太满意。然后她对着至少1米开外的谢先生随便说了一句：拿一下我眼镜。谢先生，那个我凑近他耳朵一字一顿都可能不太听得清的谢先生，居然神奇地在沙发上捡起老花镜就给宋老师递了过去！什么叫做“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没有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勇气和信心，哪能轻易兑现“白首不相离”的誓言。看着照片上四世同堂的谢先生一家子，家庭兴旺和谐、团圆美满，这样的家风，不就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梦吗？
临走前，我对谢先生说，祝您身体健康！样样好！他笑着说，好的好的，除了耳朵不好，其他的都好！
图片
图片
/
西南联大与昆明互为背景
/
——余斌先生访谈
采访//林灵
整理//余斌 林灵
余斌：1936年生，籍贯昆明，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59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在兰州从事文艺、教育工作30年。参与创办《当代文艺思潮》杂志，是该刊主事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回滇任教。1992年出版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上海文论》发表书评，肯定其“把西部文学研究引上了真正的学术轨道”。出版学术散文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西南联大的背影》两种，以及理论批评随笔集《大西门外捡落叶》。1984年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全国性奖），9人上榜，其名列第七，获三等奖。2015年获[云南]第十八届王中文化奖。
结识余斌先生，缘于他写的《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和《西南联大的背影》两本书，想把书中那些生动如昨的内容录制成音频故事。冒昧给先生致电请求拜访，先生欣然允诺。那天，沿着建设路以东的米轨和先生并肩同行，上天下地的紫色叶子花，仿佛又开出了一段属于西南联大的绚烂时光。
昆明文艺：您曾长期在省外工作，52岁回到昆明后，是怎么转向作西南联大研究的？
图片
余斌（以下简称余）：刚回昆在云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书，系里让我讲《中国现代文学新论》和《中国当代文学评论》这两门课。与编刊物相比，我感到很轻松，也很愉快，还有时间做做研究。我的居所偏巧在昆明大西门外，与西南联大旧址只隔着一条南北向路。这路原本是条古驿道，是当年联大学生及少数单身教师跑警报的必经之路。恰逢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50周年，便想就地取材、追寻这段历史，为家乡做一些事情。西南联大有不少名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钱钟书、陈梦家、李广田，……细数起来一长串。好，就以现代文学作为研究西南联大的切入口。之后渐渐深入，范围也不再限于联大作家，联大的其他人别的事，乃至抗战前至抗战后昆明地方的一些风土民俗文化，都尽可能去接触，值得写就写。
昆明文艺：您曾说虽达不到文史资料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但都尽可能目及，足及，笔及，所以写的是文史随笔。怎么文？怎么史？
图片
余：这个嘛，岀于学科上的考虑，西南联大是我的第一关注点。另一方面，我历来都留意地域文化，二三十年前研究西部文学就是这样的。这二三十年来，自己确实对昆明近代，尤其抗战前后昆明城市文化作过一些思考。毫无疑问，西南联大存在于昆明，是昆明最大、最亮的文化符号，应该大书特书。但另一方面，讲西南联大这一段也不能孤立起来看。史地相关，时空难分。西南联大与昆明、与云南是互为背景的。有这个背景，无论从昆明的角度看西南联大，或是从西南联大的角度看昆明，才会有立体感和纵深感。升高些讲，是互文。所以，我在关注、研究西南联大史事的同时，对昆明的地方文化、市井生活以及风情民俗等等，也做过一些浮世绘式的扫描和研究。书里之所以既有“西南联大”也有“昆明”，就为这。
有了自己的思路就走着瞧吧。既涉文又涉史，就照文史随笔写吧，笔随意走，该文就文，该史就史，算是半文学半史学。
昆明文艺：谢老，您在以上的讲述中，用了好几个“罕见”，您是否觉得云南人民在护国运动之后一系列运动和战争中表现出的敢为人先、不畏牺牲的精神，和通过护国运动取得的经验、信心有关系？
图片
谢：是有关系的。现在全国范围内对护国运动的评价有分歧，一部分学者不承认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他们认为不是民主革命的内容。当然这不是主流，主流还是认为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民主革命运动，它在维护共和，让中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经验就在于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传统，引领了人民群众反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社会思潮。护国运动在发动群众的深度方面有非常好的成就，其间出现了一个“护国演说社”，是由曾经参加护国运动的一批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宣传“护国精神”的。从护国战争爆发到结束，总共写了12篇讲稿，讲了12个问题，在集会、寺庙等公共场所，向人民群众宣讲：为什么要反对袁世凯、为什么要发动护国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等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护国战争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动员人民群众起来进一步反对袁世凯复辟。这“12讲”体现了随着护国战争的深入，我们的文化宣传所起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派出40万军人支援前线，牺牲了10万人左右。在中国东部地区遭到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先后开辟了4条生命线。一条是原来的滇越铁路，直到1940年才被迫中断。一条是滇缅公路，在战争最困难在日本要困死中国的时候，从1938年到1942年，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交通运输路线，日本进攻缅甸时被迫中断。然后开辟了驼峰航线，从1942年到1945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最后是史迪威公路，1944年到1945年。这4条生命线的起点都在云南，从文化史的角度很值得我们思考，这是为什么？云南为了修筑和维护这几条对外交通线，当时1200万人口就出动了300多万人口。
昆明文艺：1938至1946年西南联大在昆明九年，被称作创造了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您是怎么看的？
图片
余：西南联大的确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综合性的，但也可以具体化为三点：
首先一点：文人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北平、天津迁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再迁往昆明 ，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内中部分师生由长沙行军1671公里（纯步行1300公里）至昆明。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联大校歌首句“万里长征”即指此。第二点：投笔从戎。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其间共有ll00多人参军，占联大历届入学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学生如此大规模的投笔从戎，史无前例。第三点：“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是“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讲的名言。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校训）的精神和学术自由之环境，短短八九年就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据校史，西南联大师生中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l72人，其中联大学生90人，联大教师82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再一点，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从政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另外，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一共有8位。据说西南联大在抗战八年中培养的杰出人才，超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自建校以来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就凭这三点，从任何一个高度来评价西南联大，都不过分。在这段似短却长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遥想当年，湖南深情挽留长沙临大而未成，广西、四川盛情相邀亦未遂（四川“运气”稍好，联大在叙永办过一年分校）；联大最终选择了昆明，云南全省深感荣幸，竭诚欢迎，风雨同舟，写出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诗篇。
昆明文艺：西南联大落地昆明，除了战争的影响外，还有什么原因？
图片
余：抗战前中国的高校一共有108所，战争开始后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83所，少数留在东南边，大多数都迁到了内地，大概有六十来所，其中迁到四川的最多，尤其重庆。迁到昆明的高校最多的时候有12所(因战争形势而有流动性)，虽然没重庆多却高于成都。而且迁昆高校多是重量级的，像北大、清华、南开、同济、国立艺专(今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美院之前身)等，另有中央研究院的若干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之前身)。所以北京有位研究政治与文化的专家把昆明称作“战时中国的文化首都”。的确，北大等三校之所以迁昆，战争是主要原因。此外，西南联大来昆明还有交通原因。滇越铁路没有被封锁时，西南联大好多仪器、图书是经海路转滇越铁路运过来的。滇越铁路被日本人占领后，部分图书仪器又从缅甸仰光经过滇缅公路运过来。很多老师、学生也是通过水路从香港到越南，再坐小火车到蒙自到昆明。这可见，云南交通的相对便捷，也是联大选择昆明的重要考量。另外就是政治环境的原因。当时执政云南的龙云和蒋介石有矛盾，所以呢，他对民主运动、学潮这些是相对宽松的，昆明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与这有相当大的关系。
昆明文艺：西南联大对昆滇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图片
余：西南联大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她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云南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影响着云南历史的和文化的进程。
讲文化首先要讲教育，教育是文化的基础。云南地处边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云南的教育发展水平还相对滞后，退到西部讲，与四川、陕西等省相比，差距也不小。但是，由于西南联大的帮助和拉动，云南教育出现新的发展势头，与全国文化教育发达省市的差距开始慢慢缩小。
先讲大学。
首先，西南联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留在昆明，这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在二十年代后期曾建有省立师范学院一所（其址今为富春街昆明二中），但条件差，不很正规，后并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扩建为该校教育学院，再后又改为云南大学教育系。1938年联大初迁昆明之时，云南教育界即要求联大增设师范学院，为云南培养中学师资。正好当时教育部也有为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中央大学等高校增设师范学院的计划，一拍即合。师院以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所属教育那一块为基础，并将云南大学教育系并入。在招生时适当放宽录取标准，以增加云南籍学生的名额。1943年又在师范学院创办三年制的专修科，以招收滇籍学生为主，毕业后全部留省工作。这是联大为云南办的第一件实事，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师院毕业生逐年进入云南全省各地的中等学校充实师资队伍，使云南的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改善。1946年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归，联大师院留置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今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想当年，联大师范学院头年开学时学生仅240人，如今的云南师大，在校生已达数万之众了。六十多年来，云南师大为云南培养了教师和各类人才十多万人。没有西南联大当年为云南所作的这项战略性贡献，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西南联大对云南大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1938年6月，教育部聘请联大三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云大校长熊庆来为云大由省立改国立的筹备委员。7月l日，省立云南大学正式升格为国立云南大学。同时，云大又先先后后聘请数十位联大教授在云大任教，大大提高了云大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联大教授还将联大的学风和校风带到云大，对云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6年，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l5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可以说，云大这一时期的辉煌，与西南联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云大对联大亦多帮助，是互动。
除两所大学外，西南联大对云南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也作出很大的贡献。
1940年，联大创办了师范学院附中、附小（简称联大附中、联大附小）。联大结束北归时，附中、附小随师院一起留下，即今之云南师大附中和附小。附中为云南的一流名校，“状元”辈出。附小是云南小学的领头羊。
联大师生也积极投入办学。这与昆明当时的环境条件分不开。一方面内地大量人口涌入昆明，本地原有学校不能满足大量青少年的就学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窘迫，联大师生也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开源创收，而办学正是首选之途。于是在社会有关方面支持下，一些联大学生先后创办了天祥、五华、长城、建设等“民办”中学，教师基本上都是联大师生。其中声誉最卓著的当推天祥（今昆明十一中，校址小坝），其师资班底为江西籍的联大师生（校名“天祥”旨在纪念江西先贤文天祥）。教文科的后来多成为大学者，其中就有许寿谔、许渊冲两位北大名教授。许渊冲当时是联大外语系学生，如今已是中国翻译界的权威，他不但翻译了许多英国、法国文学作品，而且将诗经、楚辞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译为英文、法文，很了不起。2014年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在天祥中学教理科的更是了得，包括朱光亚等五位中科院院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王浩。阵容可谓豪华。怪不得许渊冲在晚年仍津津乐道，说天祥中学师资力量之强可誉之为“天下第一中学”了。这样的中学到哪里去找？
图片
余斌（左1）在昆明丁字坡带领学生考察西南联大遗迹并作讲解（1997年摄）。坡之南（图右）为蔡锷公馆旧址。联大初期，沈从文一家及小姨妹张充和、外文系陈铨与夫人蔡威亷（蔡元培之女、国立艺专教授）及中文系杨振声一家等均寄寓于此。
至于联大师生为昆明地区其他许多中学兼课，例子就更多了。例如昆一中，当年叫昆华中学，两位联大师生就在那里兼课，闻一多不但兼课，而且一家人都人都住在那里。何炳棣当时是联大研究生，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曾被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是该会的首任亚裔会长。顺便提一下，杨振宁1938年也在潘家湾昆华中学（今昆一中）读高中，他父亲是联大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又如朱自清，他在大兴坡脚五华中学（解放后此校与峨岷中学合组为昆明十二中），还为该校写了校歌。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任粤秀中学校长，钢琴家傅聪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四十年代末)。粤秀中学解放后改名盘龙一中，今名昆明市粤秀中学。在郊县中学的也有，如呈贡县中学（今呈贡一中），在那里兼课的有大作家沈从文教授，联大化学系毕业生唐敖庆(后来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的鼻祖”)，还有女作家冰心（冰心不是联大的）。
除教育外，文学也值得一说。
云南的文学，历来就比较落后，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看，大作家里还找不出一位云南籍作家。作家当然有，比如清代的孙髯翁，他的大观楼长联闻名全国，但毕竟上不了中国文学史。孙氏原籍陕西，终老云南，算云南作家是没问题的。宋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在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安-洛阳-开封为此一地区之中轴线。自北宋起，中国文化重心渐向东南移动，到明、清而形成文化重心在江南的基本格局，江、浙一带（今“长三角”一带）被公认为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此一文化格局到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发展。浙江绍兴一个县，出的著名作家的就有鲁迅、周作人等8位，人数已在全国半数省份之上，加上原籍绍兴的朱自清就9位了。如果再算上绍兴籍的教育家蔡元培、罗家伦（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陶行知，史学家范文澜，科学家钱三强、竺可桢，还有“中国兵工之父”俞大维，那更……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不发达，看标志性人物群体就一目了然。而云南的著名作家，照一般书上讲仅楚图南、柯仲平、罗铁鹰、陆晶清4位。还有被遗忘的马子华，他是洱源县人，白族，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就参与主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重要刊物《文学丛报》；茅盾将他的代表作《他的子民们》与萧红的《生死场》相提并论；他还进入了王瑶主编的教科书《中国新文学史稿》。当然，云南作家能进入主流文坛的确实太少。
图片
寻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旧址（青云街靛花巷3号），1994年摄于巷口。陈寅恪、傅斯年、罗常培等均居此。1941年作家老舍来西南联大讲学亦居此，可惜现已被改为“定花巷”了。
到了新中国时期，情况渐有变化，云南文学在全国的地位有所提升，首先是云南部队作家的军旅文学引人注目。这几年，云南作家夏天敏、于坚、雷平阳、彭荆风、海男五位又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形势喜人。这个进步，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云南播下的文学种子，肯定是重要的因素。西南联大教授中有不少是名作家，例如中文系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外文系的冯至、卞之琳、叶公超、钱钟书，等等。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好些作家，写小说的如中文系的汪曾祺、马识途（电影《让子弹飞》是根据他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一篇改編的），外文系的吴讷孙（鹿桥，长篇小说《未央歌》）。写诗的更多，主要是外文系的穆旦、杜运變、赵瑞蕻、王佐良、哲学系的郑敏，等等。其中，写诗的一群影响最大。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诗的基地在大学校园。的确，校园诗的走向和流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尽管还不是决定着）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就昆明而言，由于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生成和滚动，已在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奇特的高峰"，这是现代诗歌著名研究家张同道讲的；这个"年青的昆明的一群"，被他们中的王佐良，在九十年代明确定位为"四十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出现的中国现代主义"，或"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可以说，四十年代中国诗歌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延安的工农兵诗歌（以学民歌为主流，普罗色彩重），一个是昆明的现代派诗歌（视西方现代派为圭臬，人文色彩浓）。昆明现代派的代表主要是外文系学生查良铮（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和哲学系女生郑敏，经济系的罗寄一、马逢华，等等。
昆明现代派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西南联大有独特的文化环境，具体讲就是外文系教授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传播。中国老师主要是冯至和卞之琳两位，他们当时都在作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现代主义探索，并把这种探索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冯至，他在昆明金殿后山写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的、标志性的收获。英国诗人兼批评家威亷·燕卜荪对外文系学生讲授艾略特和奥登，他们都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燕卜荪不是二传手，他本身就是深受艾略特影响的英国现代诗人，他的传播是第一手的。这点很重要。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战争环境，这也是昆明现代派形成的重要条件。战争拉近了青年与社会与现实的距离，促使人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不仅仅是跑警报，不仅仅是感受到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的艰难。有些学生直接参战当兵，当美军翻译。其中两位参加远征军到了缅甸和印度，一位是穆旦，一位是杜运燮。这使他们有机会认识了中国和战争的另一面。因此，他们写诗就不会是对西方现代派的简单模仿，他们还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情感投入，其中有爱国主义，也有非机械反映论式的现实主义。如果缺乏这种民族式的情感投入，那么所谓学艾略特学奥登，将不过是学生做习题式的技术训练罢了。穆旦那一群青年诗人当然不是这样。
西南联大诗歌的成就很大，影响也很大。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王佐良是稍后出现的九叶诗派的重要成员。杜运燮、郑敏及袁可嘉、王佐良的诗作和诗学理论深度介入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新崛起。2014年，昆明地区的部分诗人和诗评家在云南师大集结，打出“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旗号整体亮相。我们有理由对此抱以期待。
昆明文艺：关于西南联大，您现在着手的研究是什么？
图片
余：这两年我写了《云南现当代文学札记》，正篇和续篇，研究现当代文学毕竟是我的老本行嘛。却也不限于此。凡是与昆明近代文化有关的事，我几乎都有兴趣。前些时候，经考证，我写了篇《地台寺原本叫地坛》发在《云南日报》上。今年又写了《昆明中西医百年往事》，你说怪不怪？我还对昆明近代外语教育与翻译的史事感兴趣。还有翠湖，也是说不完的话题。一个翠湖，可以讲是半部云南近代史。昆明市政府强调打造翠湖博物馆区，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西南联大的师生以及和西南联大有关的单位住在翠湖那一圈的不少，我正在着手做一些梳理。总之，这些事我都是带着乡土情怀去做的。我似乎有重新进入昆明那一段百年人文史的欲望，不但历史的经纬，对市井风，乃至对老昆明的一街一巷，一房一舍，一花一树，都会重新打量，思考，品味，感悟，评说。我是在文化上重新拥抱乡土昆明。虽然里面写的不是我，但有我在，有我的乡土情怀，有我对那一段少年时光的一往情深。
当然，我也是在文化上重新拥抱西南联大，它仍然是我研究的第一关注点。
昆明文艺：在建党100周年这个特殊的历史结点上，作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您的感怀是什么？
图片
余：去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来昆明考察西南联大旧址，了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他强调，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所以，我觉得，教书救国、读书报国，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
图片
/
群星闪耀的年代
/
——周明全谈西南联大时期昆滇文化
采访//陈黎
整理//周明全 陈黎
周明全：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沾益。现供职于《大家》杂志社，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昆明市作协副主席等。已出版《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策划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与陈思和共同主编）等多套大型丛书。曾获2014年度、2016年度昆明文学年会评论奖，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评论》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等奖项。
昆明文艺：周老师您好！请谈谈西南联大落地昆明后，昆明本土文化艺术工作者主要有哪些人？
图片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西南联大落地昆明后，本土重要作家、诗人，翻译家主要有：
张天虚（1911—1941），昆明呈贡人，"左联"作家，著有长篇《铁轮》，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等。
陆万美(1910—1983)，云南昆明人。“左联”作家。山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山东大学文艺系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著有短篇小说《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
梅绍农（1903—1992），昆明禄劝人。组建禄劝文化图书馆并任馆长。昆明金碧诗社名誉社长。有《还我斋诗存》《醉红楼词存》等著作。
陆晶清(1907—1993)，诗人，云南昆明人。参加主编《蔷薇周刊》。
柯仲平（1902—1964），诗人，云南广南人。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创作长篇诗剧《风火山》等。
刘尧民（1898—1968），云南会泽人，曾任云南大学中文系、云南省政协常委，著述有《孔子哲学》、《词与音乐》和《关于〈天问〉》等；译著邓南遮的《秋夕梦》、爱伦的《黑猫》和石川啄木的《悲哀的玩具》等。
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县人，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代主席等职，著有散文集《刁斗集》、《荷戈集》，译有惠特曼诗集《草叶集选》、威斯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出版小说《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散文《悲剧及其他》、《刁斗集》、《荷戈集》、《枫叶集》等著作。
刘湗德（1906—1970），1949年定居云南。著有长篇小说《归家》，短篇小说集《寒冬集》《造春集》《卖梨》，中篇小说《桥》《小蛉村的阴阳社》《塔影》等。
徐怀中（1929—），著有《地上的长虹》《十五棵向日葵》《西线轶事》《我们播种爱情》等。《底色》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周良沛（1933—），作家、编辑，编写《中国新诗库》，主编《云南文学丛书》等。著有诗论、诗选集、长篇传记、散文等。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北京《诗刊》编委；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等。
罗稷南 (1898—1971)，云南凤庆县凤山镇新城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精通英语、俄语。译著有《萨木金的一生》《没落》《暴风雨》《双城记》《马克思传》《有产者》等长短篇小说、戏剧、论文、传记20余种。
徐嘉瑞(1895—1977)，大理邓川人。抗战前曾任昆明《民众日报》社社长、云大学教授等职。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抗敌协会云南分会主席，主编诗刊《战歌》，1949年后历任昆明师范学院校管会主任，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主席。任中共地下刊物《压榨》、《南焰》编辑，《民众日报》副刊主编， 2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马子华（1912—1996），小说家，1931年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著有诗集《坍塌的古城》，散文集《滇南散记》，小说《他的子民们》《云南历史人物逸事》等等，历任《文学丛报》、《文学编辑》主编，复兴晚报社副社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北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云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云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李纳（1920—2019）, 云南路南人。著有《刺绣者的花》。《东北日报》副刊编辑，安徽文联专业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名誉委员，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宗璞（1928—），冯友兰之女。作品有《西征记》《东藏记》《北归记》《红豆》《弦上的梦》，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李寒谷（1914—1952），创作小说《三仙姑之秋》《狮子山》《三月街》《寸五娘》《诉讼》《凤凰岭》等。1937年因病回到昆明，创办云南《文艺季刊》，任总编辑。后瘫痪。病中著《尹先生》《北平，我亲爱的母亲》等。
彭桂萼(1908—1952)，云南省临翔人，论著有《双江》《西南边城缅宁》《边地之边地》《收回双江勐勐教堂运动》《天南边塞耿沧澜》等。新诗集《震声》，《边寨的军笳》等。编辑刊物有《缅宁旅省学生会会刊》《双江简师丛书》等种。
叶德均(1911-1956)，云南大学教授。致力于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研究，是国内著名戏曲小说学家、民间文学家。著有《戏曲论丛》、《宋元明讲唱文学》等。
聂索（1928—），云南昆明人。昆明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著有诗集《地热集》《金秋集》《北望楼杂咏》《中草药礼赞》《聂索诗选》等。
欧小牧(1913—2005)，剑川人，出版《爱国诗人陆游》《陆游年谱》等。
刘御(1912—？)，云南临沧人。“左联”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编著有《新歌谣》《边区儿童的故事》《儿童歌谣》《延安短歌》《小青蛙》《鸟兽草木儿歌一百首》等。
李乔（1908—2002），著有《欢笑的金沙江》《未完的梦》《早来的春天》，散文集《蹒跚的脚步》，小说《一个担架兵的经历》《破晓的山野》等。
包白痕(1917—?)，浙江三门人，编辑《火星文艺》《诗播种》，有诗集《无花果》《布谷鸟》《惨痛的世界》《火山的爆炸》《抱砖之歌》等。
另有和柳、迟习儒、夏扬、周泳先、宣伯超、杨明、陈常枫、李纤、普梅夫、白平阶、李乔、雷溅波等等。这些作家或翻译家、文艺家，一部分属土生土长昆明人，一步分也与昆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落籍于昆，或在昆度过了重要的创作阶段。不一而足。
图片
青年时代的柯仲平
昆明文艺：办了哪些文学艺术刊物？成就如何？
图片
周：1938年（西南联大到来）至1949年，本土主要文学、文艺杂志发展蓬勃，主要有《文艺季刊》《文化岗位》《西南文艺》《战歌》《金碧旬刊》《集体创作》《冬青》《国文月刊》《诗与散文》《西南文艺》《笕桥》《微波》《文聚》《文林》《大观楼旬刊》《黎明》《枫林文艺》《文艺新报》《新地文丛》《文学评论》《新诗社》《白鸥文丛》《孩子们》《民主文艺丛刊》《高原文丛》《百合文艺丛书》《龙门》《火星文艺》《匕首》《浪花》《文化新潮》《五月》《南园周刊》《七月诗页》《西南风》《十二月》《今日文艺》《原野》《白鸥》《高原》《新昆明》（周报）《十月诗叶》《诗播种》《笔丛文艺丛刊》《人民艺术》《刀丛文艺》《文秧》《怒江诗丛》《平凡文丛》等等，较具体情况如下：
1938年～1945年
《文艺季刊》
1937年11月（一说为1936年）创刊，由云南省教育厅和北新书局合办，主编李寒谷，副主编周辂、杨光洁。地址在劝业场。是一个以宣传抗日为己任的文学刊物，辟有小说、诗歌、散文、论著、前线通讯、海外通讯、剧本等栏目，主要作者有王统照、孙席珍、沈从文、施蜇存、萧乾、李长之、徐梦麟、马子华、陈豫源、李寒谷、周辂、杨光洁等人，以及云南一批青年作者。出刊4期，1939年7月28日，因经费难而停刊。
《文化岗位》
1938年7月13日出创刊号（原定1938年“七·七”创刊），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会刊，编辑有楚图南、杨东明、杨季生、穆木天、唐登岷等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成立之初原以《云南日报》副报《南风》作为发表文章的阵地，后因《南风》篇幅压缩，才决定出一个独立的期刊。1938年冬，定名为《文化岗位》。创刊时为月刊，后改季刊，因经费问题连每季出一期都困难，该刊断续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后，于1940年2月停刊。
《西南文艺》
1941年2月创刊，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原会刊《文化岗位》复刊时更名。雷石榆主编，昆明崇文印书馆出版，华侨书店发行，出3期即停刊，今见2期。
《战歌》
《战歌》诗歌月刊，1938年8月，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一个刊物，由徐嘉瑞、罗铁鹰、雷溅波在昆明创办，以救亡诗歌社名义编辑，为全国性抗战诗刊，24开本，每期40～48页；第二卷第三期印出为雷石榆、罗铁鹰编辑，50页，主要编辑者为罗铁鹰。第一卷为月刊，出6期；因印刷困难不能定期出版，成为不定期刊。1941年1月，第二卷第三期出版后，在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停刊，共出9期（外加《金碧旬刊》1期）。出刊经费由徐嘉瑞募集，生活书店昆明分店发行，远销至香港、新加坡，也请人在仰光推销，因此流传至南洋一带华侨读者中。《战歌》出版两期后，茅盾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二卷三期（1938年11月16日）上予以简要介绍，誉之为“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
《金碧旬刊》
1942年秋创刊，罗铁鹰主编，将原《战歌》二卷四期稿件不能出版稿件集中刊出，有冯至的《十四行》诗、王亚平的《我爱这琥珀的湘江》、江铭竹的《法兰西与红睡衣》、罗铁鹰《菜油灯》等诗以及阿垄、李广田、魏荒弩等20多人的诗。该刊于1942年底出版，仅出过1期。
《集体创作》
1939年创刊，月刊，刊名为曾式天、张天虚所商定。主编：马扬生（缅甸排华归国华侨，《华侨生活》编辑），编辑：曾式天（戈虚）、黄海平（国民党省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化名黎亚那）、廖永清。曾式天、马扬生负责组稿，曾式天组织社会上歌颂抗战、揭露现实黑暗的稿件，马扬生组织学生集体创作的稿件。黄海平负责稿件送审和关系交涉，廖永清负责校对，马扬生共同负责刊物发行。
1941年12月，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保泰约见马扬生，就《集体创作》送审事“加以劝戒，盼其早知觉悟，步入正轨”。刊物在读书·生活·新知书店被查封后自动停止。
1942年复刊，主编蒂克。为综合性文艺双月刊，新第一卷第一期起由昆明、重庆两地华侨书店发行。
《冬青》
1940年创刊，由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社团冬青文艺社主办。最初为壁报《冬青》，随着社员的作品越来越多，壁报容纳不下，改为手抄本《冬青》杂志，包括《冬青文抄》、《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每本二三万字，每两月各出一本，用统一的稿纸抄写，装订成册放在学校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期刊架上，吸引了不少读者。这是由于无力自费油印铅印而采取的一种出版方式。出刊期数较多是《冬青文抄》。主要编辑有萧荻、马西林、刘北汜、王凝等人，编辑部设于他们的宿舍新校舍。
《国文月刊》
1940年6月16日创刊，由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师生主编，同时邀西南联大国文系同仁及校外热心于国文教学的人士合力举办。第一、二期主编为浦江清，编委为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等。从第三期起由余冠英任主编，编委为朱自清、罗庸、浦江清、彭仲铎、郑婴。至12期后，编委增加罗常培、王力、萧涤非、张清常，无郑婴。《国文月刊》在联大师范学院共出版40期。从41期起，因抗战胜利、联大复员而不再存在，由开明书店接办。1946年3月20日出版第41期，编辑者为郭绍虞、周予同、叶圣陶、朱自清，出版者为国文月刊社。仍维持原宗旨，并于第41期《卷首语》中重刊创刊号的《卷首语》。此后一直出至第57期。
《诗与散文》
1940年10月10日在楚图南、冯素陶、徐嘉瑞等人的支持下创刊，杨绍庭为发行人，龙显球、吴敏、张桢炳、廖靖华、杨其庄、王燕南、刘光武组成编辑委员，龙显球为主编。社址设在昆明马市口美丽印书馆（杨绍庭之父经营，为《诗与散文》免费印刷了街头海报），后因日机轰炸迁至郊区白马庙9号。刊物申请到国民政府内务部杂志登记证警字7530号和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证第0445号两证，得以公开发行。32开，第期4万多字，不付稿酬。创刊号印行1000册，生活书店承担省内外经销，刊物并发行至云南各地，设在路南县的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师生迟习儒、欧根帮助发行，市区的西南联合大学和南菁中学、呈贡的昆华女子中学、晋宁的昆华师范学校、昆阳的昆华女子师范学校，以及蒙自、石屏等县中学均有代售。
1941年“皖南事迹”后，国民党省党部盘查《诗与散文》的政治背景，后托教育界名流杨楷“硬保”，始得继续出刊。以后每期文稿均经审查、删改、扣发。刊物由于政治压力和经费困难，不能按期出版，昆明市政府从此为借口强迫《诗与散文》于1945年夏停刊。《诗与散文》共出3卷30多期，最后3期为16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普梅夫、杨绍庭等续办，更名为《诗歌与散文》，16开本，出版15期后于1952年因故自动停刊。
《西南文艺》
西南联合大学青年文艺社主编，1940年11月以“汉奸宣传品”罪名被查封。
《笕桥》
1941年9月创刊，月刊，内有反映空军生活的文艺作品。
《微波》
941年夏创刊，西南联合大学微波社主办的文艺刊物，发行人刘慕向，主编江新苇，社址在西南联合大学附近租的两间民房。1942年，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借口微波社送审的马千禾的一篇小说“挑动阶级斗争，别有用心”，追问撰稿人姓名，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因此，《微波》出了最后一期即自动停刊，以免遭到迫害；微波社的活动也逐渐收缩，最后停止活动。微波社及其刊物共存在1年多。
《文聚》
1941年10月（一说为1942年4月16日）创刊，由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林元（林抡元）、马尔俄（蔡汉荣）、李典（李流丹）、马蹄（马杏垣）等发起的“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创办，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刘北汜、田堃（王铁臣、王凝）、汪曾祺、辛代（方龄贵）、罗寄一（江瑞熙）、陈时（陈良时）等亦参加。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地下组织领导的原群社、冬青社的社员。刊物经费由马尔俄拉来广告的广告费维持，地址在环城北路。初为半月刊，24开本；后改为月刊，16开本；再后改为不定期丛刊，32开本（1943年底～1944年底一度停刊）；至1945年6月出二卷三期后停刊，除创刊号外，其余均由崇文印书馆（经理杞仲安）负责印刷。1945年林元、马尔俄创办《独立周报》时，《文聚》成为该报副刊，刊头沿用原《文聚》刊头。文聚社还出版了“文聚丛书”。《文聚》杂志和文聚丛书通过昆明金马书店（经理庄重，西班牙华侨）向全国发行。在《文聚》上发表过文章的西南联合大学教师有朱自清、冯至、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罗莘田（罗常培）、王了一（王力）、闻家驷、余冠英、吴晓铃、孙毓棠、王佐良、杨周翰等。
《文林》
1943年1月1日创刊，由朱应庚、董家禄在昆明创办的半月刊。原省一中肇始于昆明文林街，“文林”为名，内容包括：言论、小知识、散文、诗歌、杂谈、疑问解答、风土人物、生活问题，云南民族问题研究等。后因“言论”、“杂谈”抨击时弊，同年6月被迫停刊，共刊12期。
《大观楼旬刊》
1943年1月10日创刊，大观楼旬刊社编辑发行的综合刊物，32开本，内容包括名人访问、艺林动态、文坛小景等。1946年发行至第四期后售该刊，
《黎明》
1943年2月3日创刊，由李何林、张钟麟主编的半月刊，纯文艺期刊，内容有：文艺、影剧巡礼、文史、文选、和点滴等。该刊原以期计算，至1944年5月发行到二十期时，改为从第六卷开始计算，但只出版了一期就停刊。
《枫林文艺》
1943年创刊，为枫林社主办的社刊，编辑：邱晓崧、魏荒弩，发行：邱晓崧，通讯处为昆明市盐店巷2号。为便于办理登记手续，避免事先送审稿件遭到刁难，《枫林文艺》以不定期丛刊形式出版发行，共出6期，内容主要是诗和散文，此外有文艺短评、杂文、通讯、随笔。1944年5月停刊，后迁至重庆，改为《诗文学》，并出版有《诗文学丛刊》。
《文艺新报》
1943年10月1日创刊，由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张源潜、程发伋发起，与王汉斌、林清泉、杨淑嘉、何孝达等组成的文艺社创办，初为《文艺》壁报，刊头借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刊头书法，李广田任导师。1945年11月1日（一说为10月1日）发展为铅印刊物，创刊物分四版，第一版为文艺评论，第二、三版为散文和杂文，第四版为小说和诗歌，格局与壁报时期相仿，刊登李广田《人民自己的文学》代发刊词。编辑：王楫、王景山、刘晶雯。该刊经登记后可以书店公开发售，每月逢1日、15日出版，约出了七、八期，被迫停刊。
《新地文丛》
1943年6月创刊，文艺月刊，编辑瞿晴原。有《碧鸡关的故事》等文。刊物强调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华山（光未然）在刊物上提出“描写云南”的口号。
《文学评论》
1943年12月创刊，雷破空（雷石榆）主编，昆明华侨书店发行，仅出1期。短论由纱雨、荒弩、佐良、李广田执笔。
《新诗社》
1944年4月9日成立于西南联合大学，导师闻一多，成立会即召开于闻一多住处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村旁。
《白鸥文丛》
1944年，方曙与予林（赵汉章）创办，发行人缪光宇，在向当局申请《白鸥》期刊登记证的过程中，先创办“白鸥文丛”（每辑向图书审查处审查后印行）。第一辑《人的工匠》，1944年出版。第二辑《未完的梦》，1944年秋出版。第三辑《星》虽已编定，但因予林的工作变动，经费短缺而未印行。《白鸥》的期刊登记证在“白鸥文丛”停刊后才领到。
《孩子们》
1944年9月，在李公仆的倡议和支持下创刊于昆明，李公朴说：“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阵地战、争夺战，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把少年儿童争过来，要为少年儿童编印一本刊物。”《孩子们》为32开本，起初由王吟青主编，约请儿童文学作家作者写稿，由浙江流亡来昆的老魏所创办的简陋印刷厂承印。创刊号发表了李公朴《给贤明的教师和家长》。刊物一一期即即受到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欢迎，受到文艺界和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关切，创刊号发行3000册，销售一空，不仅昆明，重庆、成都、贵阳、兰州等地也纷纷来函订购，又增印了3000册。以后每期发行6000册。儿童文学工作者夏风（原名陈冠周，浙江宁波人）对《孩子风》一直给予关切和帮助，并积极为刊物写稿，后王吟青辞职，即由夏风担任主编。共出8期，因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1945年5月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夏风回到浙江宁波，《孩子们》于1946年7月在宁波复刊，仍由夏风主编，刊物受到国内读者欢迎。至第8期被国民党鄞县县党部通知停刊。
《民主文艺丛刊》
张光年、叶以群主编，北门出版社出版，1944年曾出《艺术与人民》、《文艺的民主问题》2辑。执笔人有茅盾、何其芳、曹靖华、姚雪垠、楚图南、闻一多、李何林、徐迟等20多人。
《高原文丛》
1944年2月1日创刊，北门书屋出版，第一册为《云南生活》，郑明轩编辑，李天柱发行，不定期发行。该刊较突出地方文化及民族史诗，收录有华山（光未然）的《云南生活》、《镇魂曲》、《阿细的先鸡》等。该社在1945年5月至1948年4月曾创办过《高原周刊》，发行45期后停刊，内容与《高原文丛》大致相同。
《百合文艺丛书》
1944年魏荒弩、葛白晚、包白痕、常任侠、薛诚之等诗歌爱好者结为百合诗社，自费出版“百合文艺丛书”，为64开小诗集。承印者为青云路蔡家巷江苏籍印刷工人王众。闻一多为刻篆章“百合诗社”。
《龙门》
1945年4月6日创刊，社长聂克雷，发行人程友才，主编沈国龙，刊名由省政府主席龙云题签，社址在昆明市华山南路51号。。创刊号并未引起社会普遍注意，于是改组扩大阵容，邀请社会名流曾朗奎、张茂廷、周润苍、林毓棠等人，成立董事会，周辂任主编（杨继伯协助），普梅夫、欧小牧、杨光洁、沈国龙、胡惠生、王公韬、虞慕陶、梅绍农、朱汉生等为特约撰述，画家高天涵、严浚画讽刺漫画、配小说插图，周渭清负责发行，程友才执行经理职务兼任记者。营业部设于华山南路。周刊为小报形式，逢星期六出刊。1949年9月，在“九九整肃”中被令停刊。
1946年～1949年
《火星文艺》
1946年4月创刊，包白痕、吴朗等结成的火星社主办，以诗和散文为主的纯文艺双月刊。主编：包白痕、吴朗，发行人白路，社址在昆明市文林街民强巷3号，总经售华侨书店。1946年4月下旬，包白痕到保山参加“五一”运动会，随身携带《火星文艺》创刊号100多本，沿途销售和赠送，被当局查获，公路局派人将他押送回昆明。《火星文艺》仅出一期即被勒令停刊。
《匕首》
1945年12月27日创刊，是西南联合大学新河文艺社编辑发行的文艺丛刊。第二期于1946年1月出版，第三期于1946年3月出版。以杂文为主，此外还刊载短论、短诗、短篇小说、独幕剧等。
《浪花》
1946年3月创刊，由昆明浪花诗叶社编印的诗歌旬刊，4月停刊，共出4期。
《文化新潮》
1946年4月创刊，由昆明文化学会创办，发行人虞唐，办刊经费多来自社会捐助，不定期发行。“《文化新潮》是站在人民广场，为人民说话，争取民主的一个刊物”。该刊内容有论述、学术研究、诗歌、剧本、小说、译文、人物等，发行三期后于1947年3月停刊。
《五月》
1946年春，云南省立龙渊中学毕业一孔庆福、潘崟、吴秉勋、姚国光，在待考大学期间，在鼎新印刷厂厂长、龙渊中学创办人之一陈赓雅和鼎新印刷厂营业科科长，龙渊中学原总务主任张崇实的支持下，创办了《五月》诗刊。后仅出2期，于7月停刊。
《南园周刊》
1946年5月24日创刊，由青青文艺社编印的文艺刊物，社长李宏钦。内容有：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著、通讯、新书介绍、童话、漫谈等，但只出了一期。
《七月诗页》
1946年5月创刊，是西南联合大学部分师生编印的诗歌刊物，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情，仅出1期。同时出版的还有《五月》和《十二月》。
《西南风》
1946年5月30日创刊，昆明西南社编行，系纯文艺刊物，发刊期数及停刊时间不详。
《十二月》
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主编的短暂刊物。曾刊载联大剧艺社檀良（郭良夫）的《民主使徒》（即《潘琰传》）。
《今日文艺》
1946年上半年，林耀（林华昌）、照原（韦聚和）、王明（五子伯）、江野（张嘉兴）、洪树勋5人发起组织今日文艺社，出版《今日文艺》，得到闻一多、罗铁鹰等人的支持，创刊号由昆明市形成路建新印刷厂印刷，印2500份。创刊号出后，《今日文艺》并入《昆明民主期刊联合刊》。
《原野》
1946年6月30日，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组成的原野社编辑出版《原野》，创刊号的封面“原野”二字为闻一多题签，并盖有印鉴。主编：张寒光、张星绎，发行：和兴昌、张庭穆，闻一多任名誉指导，社址在昆明市华山南路布珠巷22号。《原野》为学生集资筹办，仅出创刊号，小32开，26页1册。后因闻一多遇难而被迫停刊。
《白鸥》
1946年秋创刊，对开四版小报，发行人马祥龙，编辑欧小牧、朱汉生。以杂文为主，第二、三版为小说。1947年底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发行4期，每期发行5000份。《白鸥》周刊是欧小牧借原《白鸥》登记证发行的，所以刊名相同。
《高原》
1946年7月创刊，周刊，欧小牧、普梅夫等创办，以杂文为主。出第二期后被查封。
《新昆明》（周报）
1947年1月创刊，由新昆明周刊社编辑，钱保瑂发行。原为周刊，至1948年5月改为“革新版”，期数另计。该刊以评论云南政治局势和云南历史为主，内容包括：时事内幕、故事新编、新闻小说、文艺、短评、杂俎、魔世春秋、滇海风云（以小道消息为主）、昆明人语、地方掌故、每周小评等，后于1949年7月停刊。
《十月诗叶》
1947年1月创刊。十月诗叶社由昆明市一些文艺青年包括文艺社团青年、机关职员、大学生组成。《十月诗叶》主编为黄自强、张寒光，发行人周星祥、资正锷，社址在昆明市华山小学（一说为“昆明市一菜场29号”）。1948年2月停刊，共出三期（一说为两期）。
《诗播种》
1947年创刊，夏扬筹措经费创办的诗刊。主要编辑：夏扬、包白痕，常枫罗史也参与编务。32开，共出3辑。第一辑《悲愤的抒情》（一说为《世界的号晨》），第二辑《世纪的星辰》（一说为《无灯夜》），第三辑为“诗人节特刊”。因刊物未向政府登记，在一家小厂印出后交康宁书店发行，除少数售出外，多数被当局没收。刊物于1948年因政治环境恶劣、筹款用尽、编辑人员星散而停刊（一说为：1949年，因“九九”事件，包白痕被国民党逮捕，《诗播种》遂停刊）。
《笔丛文艺丛刊》
1947年创刊，主编：土弩（赵橹）。撰稿人有土弩、聂索、赵履宽、杨思卓、孙彦夫、夏扬、陈常枫等。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要求民主进步为宗旨，刊载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32开，不定期。曾出《黑土上的丑迹》、《疯人》2集。后因土弩所作讽刺小说《唯“美”主义》为当局禁止刊出而停办。
《人民艺术》
1947年5月4日创刊，人民艺术社编辑发行的综合周刊，侧重于讨论文艺工作者如何配合今后的民主运动，以及文艺事业如何着手等问题，内容有诗歌、乐谱、木刻版画和翻译文章等。
《刀丛文艺》
1947年8月创刊，棉纸油印，发行情况不详。办刊主旨是想保留抗暴运动时期昆明文艺工作发展的轨迹，内容偏重文艺评论。
《文秧》、《怒江诗丛》
《文秧》于1947年创刊，怒江文艺社主办的社刊，发行2期，因思想激进被查禁。后又出版《怒江文艺丛刊》2辑，第一辑《王二骆驼》为报告文学丛刊；第二辑《江之歌》为诗歌丛刊（以其中包白痕同名诗歌命名）。并出版《怒江诗丛》，有包白痕的《火山的爆炸》、笛扬的《死刑》。又有集体创作组诗《海的洗礼》，发表于《新垦》。
《平凡文丛》
1949年5月创刊，平凡文艺社昆明分社出版发行，主编：杨秉武、吴棠、张文勋、夏商周（朱宜初），办刊经费由募捐而来，编辑委员有梁钟模、李螽庆、施荣宗、赵步云等。内容包括理论、杂文、小说、诗歌、散文及书评。第一辑《我们的歌》出版后即停刊。
这些文艺刊物既有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沈从文、李广田、顾颉刚、吴晗、穆木天、卞之琳、罗常培、王力、闻家驷、余冠英、王佐良、何其芳、袁水拍、金克木、赵萝蕤、穆旦、汪曾祺、苏金伞、杜运燮、曾卓、光未然、艾青、茅盾、曹靖华、姚雪垠和徐迟等人的参与或作品刊登，最为重要的是培养并成就了一大批云南本土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诗人，和翻译家。
昆明文艺：西南联大落地昆明后，据说引发了昆滇一些著名人士编辑出版云南古代丛书的热潮，这些人包括李根源、袁嘉谷、周钟岳等等，他们编辑出版了哪些丛书？有何影响和意义？
图片
周：编辑出版的主要的丛书如下：
陈荣昌（1860-1935），云南昆明人。参与《清史》编纂。在唐继尧的倡导下，成立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刻工作，他被聘为名誉总纂，并担任《续修昆明县志》总纂。《云南丛书》1212卷，该项工程由启动到结束，历时30余年。这对云南地方文献的系统整理、保存与传播具有深远意义和巨大影响，丛书被誉为“滇省文献的荟萃”和“云南的四库全书”。
袁嘉谷(1872-1937)，云南石屏人，与李根源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初编收书152种，二编收书53种;主编《滇文丛录》等，均是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等。任职云南图书馆时，主持编撰《云南图书馆图书目录》等。
李根源 (1879 -1965)，云南腾冲人。国民党元老、爱国人士。主编《永昌府文征》，为云南地方重要文献资料汇编。编撰《云南通志》《金石志》部分，收录金石资料472条。编写《腾冲县志》等。
周良沛(1933—)江西永新人，编写十卷《中国新诗库》，主编《云南文学丛书》等。
王灿（生卒年不详），编选《滇八家诗选》。
秦光玉（1869—1948），云南呈贡人。曾主持编纂《云南丛书》。参与编纂的大型丛书，有《云南丛书》205种1402卷，《新纂云南通志》266卷。
方树梅(1881—1968)，云南晋宁人。云南近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藏书家。编著有《钱南园先生年谱》、《滇南书画集》、《滇南书画录》、《滇南碑传集》、《滇南碑传续集》、《滇南学者生卒考》、《滇文丛录》、《滇诗丛录》、《滇南茶花小志》、《学山楼诗集》、《学山楼文集》、《杨文襄公年谱》、《陈荣昌年谱》、《担当年谱》等。
编撰的诸多丛书，为云南古代文、史学进行了多方面梳理，也为云南想当代文、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片
图片
/
扎根民族文化沃土
开出民族艺术之花
/
——访著名傣族舞蹈艺术家刀美兰
采访 整理//冯乙历
刀美兰：女，傣族，1944年出生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宣慰街。1954年进入西双版纳州民族文工队。1959年调入云南省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61年调入北京东方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72年调入云南省歌舞团任舞蹈演员。1978年当选为云南省政协常委。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当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当年被评选为云南省劳动模范。1986年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舞协常务理事。1990年当选为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1997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九届委员。2000年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环境使者、中国文联委员。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历经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云南舞蹈家的精心孕育，傣族舞如今已然成为中国民族舞蹈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著名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女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傣族舞蹈从西双版纳的田间一步一步走上广阔的舞台，成为享誉中外的重要舞蹈种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2021年的今天，傣族舞蹈发展所经历的每一步，不仅是她个人的艺术人生，也是云南乃至中国舞蹈发展的重要历程。
昆明文艺：刀老师，您作为著名的傣族舞蹈家，我们很想知道您走上舞蹈之路的原因。
图片
刀美兰：我想应该不是我选择了舞蹈，而是舞蹈选择了我。我出生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典型的傣族家庭，而傣族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就是能歌善舞。在我出生的时候，寨子里最有文化的先生给我取名、赐福，父母和爷爷奶奶都非常爱我，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也没有想到我会把跳舞作为毕生的职业。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也跟我一样喜欢看傣族节日的各种舞蹈表演，但是就只有我成了跳舞的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唯一能够吸引我的事情就是跳舞。所以，我觉得不是我选择了舞蹈，而是舞蹈选择了我。
昆明文艺：您小时候接受的舞蹈启蒙和舞蹈训练是怎样的呢？
图片
刀美兰：首先，我的童年时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舞蹈学校的训练，因为在我小时候生活的西双版纳，没有专门教舞蹈的学校。这是事实。就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没有买水果的人，也没有卖水果的人。原始森林里有享用不尽的野生水果，各家各户都种了各种热带水果，根本不需要专门花钱去买。而我小时候的舞蹈启蒙，就像小时候吃的水果一样，随处可见，取之不尽。
我们傣族有很多节日，比较重要的节日，像开门节、关门节、泼水节（也就是傣历新年）等，都要载歌载舞地庆祝。每逢这些重要节日，我的父母就会带着我去看舞蹈表演。这是我接受最早的、最直观的舞蹈启蒙。我的奶奶带我去庙里拜佛，墙上的壁画也有很多跟傣族舞蹈有关的内容，这对我来说，简直太美了。还不认字的时候，我就喜欢看壁画，经常看得入神，奶奶经常满寺庙地找我。那些壁画上的内容对我来说也是傣族舞蹈最早的启蒙。也可以说，在别人的眼中，这些壁画是故事连环画，但是在我的眼中，这些壁画就是傣族的舞谱。特别是孔雀公主的神态、动作、表情，全部都直接在我的记忆中定格了，等到我长大后开始在舞台上扮演孔雀公主的时候，那些小时候的壁画内容自动地浮现在眼前，进入我的舞蹈。
图片
傣族独舞《水》 1980年
等到我稍微长大一点，大概相当于现在幼儿园孩子的年纪，可以跑跑跳跳了，我的爷爷经常牵着我的手，在竹楼上，哼唱着傣族的舞蹈旋律，带着我跳一些简单的傣族舞蹈动作。我直到现在都记得，好几次，我的小筒裙都跳掉了，爷爷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啊！真是幸福快乐的童年啊。
昆明文艺：通过您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到您是西双版纳文工团舞蹈队的第一批舞蹈演员，那个时候学舞蹈的经历还记得吗？
图片
刀美兰：是的。大概在我12岁的时候，具体有没有满13岁，我不记得了，年代太久远了。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讲汉话，周围的小姐妹也不会。当时的景洪县政府门口有一棵高高的凤凰树，我们经常从那里路过。突然有一天，凤凰树旁边搭起了一个土台子，据说晚上有文工团来演出。我高兴得啊，赶忙跟小姐妹约着一起，打着火把，赶了十多里路跑去看这个演出。因为这是跟平时的当地傣族舞不一样的演出，我非常兴奋。那天，好像是一个解放军文工团来到了景洪，报幕员穿着军装，扎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声音特别洪亮，那种气质是我没见过的帅气和利落。特别是她报幕的时候，转身甩辫子的样子更是让我觉得很新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很时尚的。他们表演的舞蹈也跟傣族舞蹈不一样。但是他们这种职业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职业就是唱歌跳舞啊！我太喜欢了。
看完演出，没过多久，西双版纳文工团成立了，舞蹈队需要招舞蹈演员，我和几个小姐妹就都去报名了。当时的西双版纳从来没有出现过专业的舞蹈培训机构，我们几个傣族小姑娘每天在舞蹈教员的指导下，就在那个土台子上练习舞蹈基本功。好多路过的村民都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腿踢得那么高？为什么要下腰？为什么要倒立？这些动作看起来都是很危险的。好多小姐妹的家长当场就把孩子强行拉回家了。但是我的妈妈没有来拉我，因为只有她才是最了解我的人，只有她才知道我是怎样地热爱和迷恋跳舞这件事情。在进入版纳文工团舞蹈队之前，我在家里学着解放军文工团的报幕员，给自己梳两条长长的辫子，学着她报幕的样子给自己报幕，学着她甩辫子的动作，还凭记忆模仿她们跳的舞蹈。妈妈经常在楼下大喊：“竹楼要塌了！！”（笑）
我实在是太热爱跳舞了，练功的时候，从来不叫苦，因为我也感觉不到苦。至于为什么我会如此热爱跳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是命中注定要吃舞蹈这碗饭的，是舞蹈选择了我，让我没有理由地爱上了跳舞这件事。
留在西双版纳文工团舞蹈队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刀发祥是我们舞蹈队的队长，他是当地很出名的康朗（傣族人对有文化的人的尊称），小时候出家当和尚，还俗之后就在文工团工作。他对傣族文化了如指掌，根据我们傣族的长诗《召树屯和楠木诺娜》改编了小型傣族舞剧《召树屯》。
图片
1958—1959年，云南省歌舞团演出傣族舞蹈《赶摆》
这个故事也是我小时候坐在奶奶的筒裙窝窝里听了无数遍的故事，也是我在寺庙壁画上看过无数遍的传说，故事里的女主角楠木诺娜早就是我精神世界里的好朋友了，我对她的动作、表情、神态都有特别清晰的感受和理解。我也很幸运地得到扮演楠木诺娜的机会。这部小型舞剧记录和展现了非常古朴、纯粹的傣族舞蹈语言，可以说是傣族舞蹈从田间走向舞台的重要作品之一。为了这部舞剧的排练，我们当时还有幸跟随当地知名的傣族艺人学艺。记得这位老艺人（很抱歉，我已经不记得名字了）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就问：“傣族舞是什么？”我们几个小孩子都不知道，只能摇头，乖乖地听老师讲：“傣族舞就是天上飞、水上漂、麂子蹬、马鹿跳。”你看，这几句关于傣族舞蹈的歌谣是多么形象生动的舞蹈教学内容。“天上飞、水上漂”是傣族女性的柔美动作，而“麂子蹬、马鹿跳”则是傣族男性的阳刚之美。我从《召树屯》这个舞剧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让我对傣族舞蹈的本源有了特别深刻的理解。同时，这个舞剧也是当时西双版纳文工团舞蹈队最重要的演出之一。
昆明文艺：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周总理对傣族舞蹈非常认可，您还记得周总理第一次观看傣族舞的情景吗？
图片
刀美兰：当然记得了。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那是1961年4月11日，周总理来到西双版纳，和傣族人民一起庆祝泼水节。他从一辆北京吉普车上走下来，顺着道路两旁列队欢迎他的傣族人民步行在澜沧江边，道路两旁开满了美丽的凤凰花，傣家竹楼在花丛中若隐若现，漂亮极了。
周总理在当时的景洪县公安局礼堂观看了我们为他准备的文艺演出。同我一起为总理表演节目的还有歌唱家黄虹老师、杜丽华老师等。我记得我为总理表演的是我自己创编的傣族舞《种菠萝》，大概内容就是傣族小姑娘种下菠萝之后，收获菠萝，尝到香甜的味道，那种兴高采烈的生活情境。周总理看完之后很喜欢，还亲切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这个舞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我都一一地回答，特别害羞和紧张，一说话就脸红了。但是周总理的亲切和儒雅让人永生难忘。后来，也是周总理推荐我去东方歌舞团继续学习，有了跟更多少数民族舞蹈家和国外舞蹈家学习的机会，也才有了我在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表演傣族《花环舞》的一幕。
记得周总理曾经对我说：“小刀啊，你这只小孔雀要高飞啊！”后来，每当我登上舞台表演，或者出国访问演出，听到观众的掌声和欢呼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周总理对我说的这句话。
可以说，周总理对云南的重视，对傣族人民的关心，无形中对傣族舞在全国享有今时今日的知名度有着巨大的贡献。
昆明文艺：您在前往东方歌舞团之前，曾经在云南省歌舞团担任过舞蹈演员，在这段时间里有过哪些可以代表云南舞蹈艺术的重要作品吗？
图片
刀美兰：有的。最重要的两部可以代表云南舞蹈艺术的作品是《赶摆》和《小卜少》（“卜少”，傣语“姑娘”）。这两部作品是1959年云南省歌舞团专门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头戏”。我和云南省歌舞团的同事们，带着这两部作品赴京进行汇报演出，反响非常强烈。好多观众都觉得，通过这两部作品，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西双版纳的自然风光，领略到云南多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特别是我们傣族灿烂的文化艺术和多姿多彩的民俗民情。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视台的转播，只能通过电影放映队，将不同地区的风光和民情传播到不同的地方。云南省歌舞团的这个两个节目，为北京的观众带去了我们云南的民族风情，令他们耳目一新。这也让我们云南的文艺工作者有了“文化自信”，原来我们的民族艺术是如此受欢迎。
也正是这个时期，云南的众多文艺工作者都拿出了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比如电影界的《五朵金花》《阿诗玛》，杜丽华老师和杨丽坤老师共同塑造了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阿诗玛形象。
昆明文艺：您曾经在80年代举办过个人独舞晚会，而且还在全国各大城市成功巡演，这次演出为云南舞蹈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图片
刀美兰：我觉得1982年那次全国巡演所获得的好评并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那次独舞晚会的前期筹划阶段，除了我的丈夫王施晔为此付出了许多辛劳，贡献了他的艺术才华之外，还有当时担任云南省歌舞团团长的张维，以及时任云南省舞蹈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书记的刘金吾，还有资深舞蹈编导杨桂珍女士等诸多云南舞蹈界的领导和艺术家们群策群力，共同努力，才有了那场傣族舞蹈作品晚会，而我只是将这些云南舞蹈艺术家共同的艺术才华和艺术理想呈现出来，献给了全国的观众。那场独舞晚会上演的10个舞蹈作品是80年代云南民族舞蹈界众多艺术家才华和智慧的成果。
那次巡演让中国舞蹈界的诸多艺术家看到了我们云南的舞蹈艺术风采，特别是吴晓邦先生——中国舞蹈理论界的学术泰斗，对这10个舞蹈作品都非常喜欢，其中对《水》这个作品发表过很多具有学术高度的评论。并且在1984年，已经78岁高龄的吴晓邦先生带领全国范围内50位舞蹈表演艺术家、理论家相聚昆明胜利堂，召开了全国民族舞蹈创作讨论会，同时也组织举办了云南省首届民族舞蹈汇演。从节目单上就能看到全云南省范围内，有23个民族的舞蹈作品参加了这次汇演。当时的春城晚报还根据吴晓邦先生的访谈刊发了一篇名为《云南果是歌舞乡》的文章，我直到现在都记得吴晓邦先生对我们云南的祝福：“祝愿云南建设成为政治上团结、经济文化繁荣的歌舞之乡。”
这次全国民族舞蹈创作讨论会和云南首届民族舞蹈汇演是我的记忆中，云南民族舞蹈事业在80年代的重要事件之一。
昆明文艺：90年代，曾经有一个刀美兰“万里巡演”演出队的项目，是如何诞生的？根据当时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您在那次演出中非常辛苦，还受了伤。您为什么要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去到艰苦、偏远的地方进行慰问演出呢？
图片
刀美兰：“万里巡演”的项目是在云南省歌舞团的支持下得以开展的。这个项目诞生的初衷也是来源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周总理当年对我的教诲和期盼。把舞蹈艺术的美献给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信念和目标。90年代，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他们能够接触到更丰富的艺术资讯和熏陶。但是90年代的云南，依然存在着部分偏远闭塞的地方，那里的群众很少有机会看到高品质的艺术表演。我想把80年代全国巡演获得了无数掌声的舞蹈作品带到那些偏远地区，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热情，把党和政府对偏远地区的关心送到他们面前。我曾经去过昭通的大山，寒冷的冬季里穿着薄薄的纱裙跳舞，浑身冻得发紫；也去过偏远的部队，为人民子弟兵跳舞；也曾经走进深山，在山坡上为当地的村民表演《孔雀舞》；还曾经跪在小石子铺成的“平地”上表演许多傣族舞蹈。那是真的疼啊！膝盖都破皮了，脸上依然带着微笑。那种感觉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在土台子上练舞蹈基本功的感觉，苦是苦，但我不觉得苦，反而是一种幸福。因为我完成了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把艺术献给人民。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这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信念。当然，“万里巡演”也去到了国外，走进了联合国总部大楼，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表演过傣族舞蹈，得到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这是为国争光，为云南争光。这同样是一名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昆明文艺：在百年回顾的历史时刻，您作为中国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对中国未来的民族舞蹈事业有些什么样的期许和祝福呢？
图片
刀美兰：一百年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历程。中国在这一百年的沧桑巨变中，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有幸能够亲眼见证新中国从诞生到腾飞的过程，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荣幸。作为一名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希望中国的民族舞蹈，能够继续扎根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生发出更多、更新、更好的民族舞蹈作品，同时要把这些舞蹈作品献给广大人民。
图片
/
包容与开放，
推动云南戏剧的发展
/
——吴卫民教授关于云南戏剧十二谈
采访//陈黎 钱榕
整理//钱榕
摄影//陈黎
吴卫民，汉族，笔名吴戈，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中国文联第二、第五、第八届文艺评论/理论奖、第十七、二十三届田汉戏剧奖理论/评论奖、云南省第二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文艺评论奖、第四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奖、第八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奖特别荣誉奖等奖项。作品《老知青客栈》（云南省话剧院2008年）获山东省第三届国际小剧场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作品《踏摇娘》（玉溪市花灯剧院2014年）获第12届云南省新剧节目优秀剧目奖和剧本二等奖。其学术研究内容主要分布在小剧场戏剧研究、曹禺研究、田汉研究、话剧史研究与当代戏剧研究方面。参与或独立承担省（部）级以上重点研究项目9项（参与4项，独立4项）。发表论文237篇，评论43篇，作品24篇，陆续出版了20余部学术专著。
一、 云南戏剧百年回顾
图片
云南戏剧拥有复杂的生态，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特点。云南早期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没有自己的戏剧样式，也可能是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的表演样式没有详尽的记载，所以云南真正的戏剧是直到明末清初时才逐渐萌芽。在此之前是戍边的军人带来了戏剧样式。像我们现在找到的一些古代戏剧形态的样式，比如大词戏，端公戏，梓潼戏，这一类戏剧属于傩戏，是军队带来的军傩，军人在云南戍边、驻军、屯军，因生活枯燥需要一些娱乐活动寄托思乡之情，故而诞生并在民间流传开来。比如大理地区的吹吹腔，一部分人觉得它来自山西，一部分人觉得它来自陕西，不管它是怎么来，但归根结底都是军队入滇带来的产物。另外还有一种白族民间的说唱艺术大本曲，在清末时还没成为一种戏剧形态，是后来吸收了戏剧的表演，在说和唱的基础上加了第三个人，两个人表演一个人唱，而且琴师也可以唱，渐渐从说唱艺术转化为扮演故事的剧，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了大本曲剧，就是用说唱艺术加表演的形式，来反映当时的新生活、新天地、新内容、新风貌，用这种方式来歌颂伟大的新时代。
二、 云南戏剧剧种的诞生
图片
原来的吹吹腔主要是以音乐演奏为主，有一些简单的表演，但故事性不强，结果到了1958年以后，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重视民族民间的艺术样式，那么戏剧文化也在被重视之列，所以云南省很多少数民族剧种，也就是今天所讲的白剧、傣剧、彝剧、壮剧这四大民族剧种就陆续诞生了。这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党和政府对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的重视，利用民族民间形式来为新生活服务，去讴歌时代，讴歌人民的文艺方针是有直接联系的。另外一些云南戏剧的剧种是外来的，比如京剧和花灯剧。花灯剧的概念现在说起来有些模糊，花灯原来是民间社火，从中原地带往西南流传，传到湖南变成了花鼓歌，到了广西变成了采茶调，到云南则变成了一种被彝族歌舞融汇的歌舞样式，这是最早的云南民族歌舞和中原民间社火文化相关联的一个流变过程，大致也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可能会更早一些。
楚国时期庄蹻开滇，他所带领的将士入滇以后，除了生产劳动的技能以外，在此过程的一些文化活动也同样对云南有影响，只是这方面记载较少，所以我们不太清楚。唐朝天宝年间中原地区对南诏国的征讨，军队应该就为这片土地带来一些文化，我猜想当时在军队里演出的《兰陵王》应该就和这次征讨有关系。我2014年曾创作过一个本子《踏摇娘》，并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踏摇娘的“踏地为节，把臂为歌，摇顿其身。”类似于今天花灯剧舞步的状态，但这是无从考证的，只是当我们谈到云南戏剧文化时，不妨留一笔猜想在这里。
三、 花灯的三个文化层级
图片
花灯的主要调式是原来的民间社火所延续下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外来的歌舞形式与云南的音乐元素结合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云南花灯、彝族花灯，是因为它和原来的民间社火的状态不一样了，和采茶调、花鼓歌都不一样，它有了云南的特点，也就是彝族的音乐。从云南人舞蹈时的体态、肢体语言等，我们可以看出山地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学发展至今，那些沉淀在身体里的文化记忆。那么花灯是一种戏剧吗？其实不是。花灯最早是一种歌舞，只是它一旦用来扮演人物叙述故事时，它才变成戏剧家族的一员。后来出现的花灯小戏，体量比较小，只有小生小旦小丑，是最早从花灯歌舞过渡到花灯小戏的一种形态。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王旦东等人组织农民演花灯剧，用花灯剧来反映神圣的抗战，才出现了花灯剧团，极大的扩展了它的体量，变成了大体量的叙事戏剧，由此才诞生了花灯剧。所以说到花灯文化，是由花灯歌舞，花灯小戏，花灯剧逐级过渡而来，它们是三个不同文化的层级。
图片
四、 傣剧和白剧的由来
图片
傣剧是在傣族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滇剧的结构和体量，才逐渐成熟，它的诞生和土司刀安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白剧形成时的吹吹腔是外来的，吸收了大本曲的内容，并参考了京剧，这些戏剧基本都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
五、 特点鲜明的滇剧
图片
滇剧作为一种成熟的剧种，需要承载较大的思想性和较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在形成过程中是向京剧学习，并吸收杂曲的成熟样式，最重要的特点是滇腔、滇调、滇语、滇韵。语言音韵和剧种的关系很大，滇剧尽管是外来的调式和音乐结构，但它的腔调语韵一定有云南官话独特的色彩，否则成不了滇剧。
六、 “借腹怀胎”的话剧
图片
话剧是舶来的戏剧样式，它和我们的本土文化之间有一个融合过程，云南的话剧其实在上个世纪初的最初十年便已经开始了它的萌芽。我曾用“借腹怀胎”来形容中国的话剧的诞生，原因在于中国话剧在文化形态上是外来的，从戏剧诞生的动因来看，不是文化的，是革命的、社会的，是为了改良社会、推动社会变革，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所以讲的是革命的事情，做的是革命的事情，只是在此过程中发现话剧比起其它戏剧样式更容易宣传革命，鼓动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民众觉醒，所以是借了社会革命之腹，怀了话剧运动之胎。
云南对于外来文化从来都是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所以云南早期还有话剧、京剧、昆曲、川剧等，云南其实是文化胸襟很开阔的省份，对于外来文化做到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大概是因为云南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早期充军的人不断涌来，以及南诏时期很多外来的工匠，汉唐时期如此，明以后更甚，这些外来文化对云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抗战时期，云南文化更是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特别是西南联大时期，对云南的教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云南文化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刚才说到早在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话剧就开始了它的萌芽，而上世纪二十年代昆一中就有过话剧的演出，艾思奇和聂耳都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在抗战时期，云南的话剧更加兴旺发达，大多是留学的学生带回来，云南省教育厅曾开办过昆华艺术师范学校，就开设有戏剧电影科，当时的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实践，早在西南联大来云南前三年，就已经在推动云南的话剧运动了。所以一个是包容的心态，一个是得风气之先，要推动社会的改良，致使云南的话剧运动非常发达。抗战时期话剧运动最发达的省份有三个，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云南省，另一个是广西省。当时的话剧社团多到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地步，昆明的话剧一片繁荣，和其它的戏剧剧种一起形成了十分辉煌的局面。
七、 戏剧文化的次文化
图片
另外的比如军傩时代的端公戏、梓潼戏等属于傩戏的这一类所谓的戏剧，其实不能算作是一种剧种。军傩其实是一种驱鬼祈福祈雨的仪式，是借助巫女觋男主持的活动，并不扮演故事，后来吸收了演戏的方法才开始编故事。最早借的故事是《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山海经》里来，让它成为不再是表演给神看，而是表演给人看的一种娱乐活动，当它变成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时才真正进入了戏剧文化。它从一种傩的仪式到戏剧的样式，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此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戏，是一个很难说的话题。我反对将端公戏作为一种旅游项目来开发，是因为这些剧的本子太旧了，赶不上现在成熟的剧种，只能说它们有学术研讨的价值，但没有文化旅游的价值，所以将其称作为戏剧文化的次文化或是戏剧亚文化。
八、 建国后云南戏剧概况
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少数民族四大剧种体现了党对文化的领导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团结特别重视，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在党的支持之下，让民族文化成为了一种剧种，并成为一种剧团，一个剧种一个团，一个民族，在促进少数民族团结方面是一味润滑剂，是增强民族认同感最形象生动的平台。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云南的戏剧与发展和少数民族剧种的成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一定要为其大唱赞歌，它对边疆的稳定、民族的融合、团结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戏剧对于侨民、华裔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德宏州的傣剧团原来有个叫做万小散的人，她的影响力很大，每次去边境演出，都能成为了祖国和侨民之间的粘合剂，通过她的演出，可以把我们今天的新生活，道德信条自觉地传播出去。她的演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但因为她的去世以及这些年对院团的重视不够，这一战线逐渐被放弃了，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守边防有软性的手和硬性的手，硬性的手是风雪中守卫边防的战士，软性的手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道德信条以及和边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万小散剧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精神上筑起界碑，硬性的界碑很重要，精神上的界碑同样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到建设云南的“三个定位”其中一个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个辐射中心不仅是经济上的辐射中心，更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辐射中心。还提到了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以及我们现在学中共党史时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都需要用文艺的方式来宣传，因为这可以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就能把我们的价值观给传播出去。
九、 突破常规的《打工棚》
云南的话剧在云南和平解放以后发展起来，最早的云南话剧是军旅话剧，内容多是书写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以后与少数民族打成一片的故事，核心主题是反蒋反特反渗透，比如《边寨的黎明》《遥远的勐垅沙》，因此云南戏剧有边塞、边疆、边地、边防的特点。云南的京剧，比如关肃霜的关派戏剧也有京剧滇唱、京剧滇演的特点，有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体现，融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特征，以及形体设计上也有少数民族元素的体现。这种“边”的色彩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这是必须注意到的。文革结束以后，有一段时间的戏剧延续了“边”的特点，比如《凤氏彝兰》《爨碑残梦》等作品，都吸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以及舞台表现艺术，表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话剧也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理想，像《打工棚》这类的作品就是跳出了这个定势，触及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应该思考的问题，当乡村党支部都不存在的时候，一个共产党人如何能保持本色，如何保持作为人的底线，又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一个是打工一族的身份，另一个是作为人的身份，三重身份重叠，在新时代下你该如何应对？当这部原名叫做《流浪的布尔什维克》的话剧提出这些问题时，中国还没有流动的党支部，也没有确凿的解决办法，因此在这里面还有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但因为它能触碰到别的话剧所碰不到的点，所以才使得这部戏成为一部在当时深受追捧的戏。这其实是一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作品，客观地说是思想走在前沿，打破了云南戏剧创作的基本格局，这才应该是这部剧的焦点所在。这部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而云南省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有《朱德与唐淮源》《爨碑残梦》《金银花·竹篱笆》《关肃霜》《纳西小子》《瘦马御史》《山娃看戏》《小小聂耳》《搬家》《打工局长》《水莽草》等。获得过文化部文华奖的作品有《南疆血碑》《淡淡的茴香花》《情与爱》《阿盖公主》《金银花·竹篱 笆》《梦断碑寒》《瘦马御史》《打工棚》《搬家》《纳西小子》《凤氏彝兰》等。
另外，《水莽草》由云南艺术学院教师杨军创作，写的是一种水草，两颗人心，两颗人心是跳动在两个胸膛里的一对婆媳，而水莽草传说当中是一种毒草，这个故事是用一把水莽草试出人性当中的善恶。其中善恶和婆媳关系都是永恒的主题，但这部戏借用水莽草导致的一场误会，引出人性向善的美好，把婆媳关系这样的老题材写出了新意和深意。
十、 蔚然成风的庭院剧
云南戏剧领域硕果累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云南庭院戏剧运动”，在马家大院、莲花剧场、南强街88号剧场蔚然成风。庭院戏剧运动还曾与小剧场展演嫁接在一起，形成一种体制内体制外循坏的良好效果。这场运动不可小觑，在全国范围内都少见，证明昆明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究其原因，是一部分的人创造热情无处安放，才会在工作之外寻求更大的创作空间，而在这部分人中间也少不了一群老戏骨的身影，他们依旧在发挥余热，为昆明戏剧做贡献。
庭院戏剧有时候被称作庭院情景剧，有时候还会被称作浸没式戏剧。其实这些说法都正确，庭院戏剧是取其形态，浸没式戏剧是取其氛围。曾经有炒作者将《无人入眠》称作第一部静默式戏剧，其实中国早就有了这种戏剧，1932年在河北定县就有了它的存在，再近一点，1938年时昆明文庙就有了。
十一、 影响深远的小剧场
小剧场运动是1887年起源于法国的运动，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是影响了中国的话剧诞生，一个是影响了戏剧教育学科在国民教育里的诞生。它的特点是不挑空间，一开始是在运动发起者的客厅里开展的，它和主流戏剧是不一样的，演的是现实主义、关怀民生的内容，不是客厅话题、太太情感、廉价浪漫，是睁眼看残酷人生真相的戏剧。随着看戏的人越来越多，才开始在空地上演戏。这种戏在任何空间都能演出，而且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所以它的景一定做得很实，它唾弃大剧院里华而不实的布置，甚至在空间里会极力还原现实的景象。一开始演出是因为找不到空间，后来是开始找适合剧目的空间，比如《雷雨》表现的是旧式家庭，所以昆明的庭院很适合演出，能演出他们的生活状态。可见所谓的环境戏剧，是后来意识的挑选与剧本相匹配的环境。所以庭院戏剧的内容必须发生在庭院里。所以庭院戏剧是在小剧场运动空间解放的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戏剧。
十二、 情感真挚的百年感怀
我对云南戏剧的发展充满信心。这些年在多方努力下，昆明的戏剧市场在慢慢回暖，以前我们可能很长时间看不到一场戏，而现在每天晚上可以供市民选择的戏有三五场，再加上民间的资本的进入，我相信云南戏剧人只要坚持下去，就能使云南戏剧发展得更好。
我们的文化人要有使命感，有担当，有坚持的精神，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人去努力。哪里有热闹哪里上，那叫投机，看清楚要做的事情，即使寂寞也要前行，那叫坚韧。
图片
/
音乐信仰一定要真诚
/
——刘晓耕教授访谈录
采访 整理//林灵
刘晓耕，国家一级作曲家、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中国合唱协会特聘专家，坡芽歌书合唱团艺术总监，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飞越彩虹”公益行特聘专家，1978年进入云南艺术学院，师从赵宽仁先生学习作曲，随即开始音乐创作。曾获国家级奖（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等）颁发的二十多项、省级奖二十多项。近年来，在云南省建设文化大省的浪潮中，刘晓耕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连续四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中，担任了作曲和组织培训等重要工作。以“一窝雀”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品，唱响全国、走向世界。
昆明文艺：晓耕老师，您最早的合唱作品《水母鸡》从2002年开始就和世界合唱比赛结缘，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合唱作品创作现状。
图片
刘晓耕（以下简称刘）：90年代初，我用壮族的母语编创了童声合唱《水母鸡》，后来，中国的很多童声合唱团都选用这个作品去参加世界合唱比赛，并取得良好的成绩。参加国际合唱比赛，按要求必须有一首本国的母语合唱作品，有的还规定必须是近5年来的本国作曲家的作品，但中国优秀的合唱作品太少了！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写作合唱收入太低；第二是盗版太猛，作曲家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高等院校专业培养的学生不适应社会。我曾经写完一个作品后就有人说，能不能写难一点？写难还不容易吗？把音写高一点，把那个节奏写复杂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但我们为比赛而比赛牺牲的是艺术和文化的含量。在国际合唱比赛中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国外民谣组有伴奏没伴奏或者是带表演情景的组别，中国合唱作品的难度远远超过他们。他们仍然是在唱很古老的歌谣，纯净的力量直击人心。我们不能因为纯技术性的东西把一个作品当中的骨肉灵魂牺牲掉。其次，我们版权保护方面没有很好的引导，作曲家积极性不高。还有是因为专业学院的作曲家觉得写合唱不代表水平，他们要写交响乐等器乐作品。我过去也不写合唱，是写舞剧，影视等大型音乐作品的，知道的合唱也就只有《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合唱大国，好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互联网的出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作品的创意也更多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合唱团逐步走向世界，对年轻的作曲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上千上万支合唱团急需新作品。中国56个民族拥有那么多不同的母语，这是多么丰富的语言宝库， “守住传统之根，发展民族音乐”，是21世纪合唱发展的新趋势，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创作与表演走出国门，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昆明文艺：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和研究，请您谈一谈创作体会。
图片
刘：当我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采集到那些来自民间传唱的歌曲时，我惊喜地发现，我的创作之根就在崇山峻岭、田间地头，在山、水、天、地、人之间。我要把这些古老的歌谣写成合唱，让它继续传承下去。1980年去德宏第一次采风，听到很多非常震撼的景颇族音乐，于我对整个民族音乐的认识以及未来创作的思考，是一次非常大的冲击。他们盖起新房后就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这种刺激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一般人的采风都有局限性，只找老艺人，我采风都是找各种人。比如在德宏，看见一个小娃娃背着一个更小的娃娃，我说，你会唱歌吗？她说我会唱哄娃娃歌。她就唱了，然后这个主题就变成了我舞剧里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歌。这种故事太多了，一不留心突然就会采到一个。包括我的《爱做梦的高原》这首歌，源头是当地婚礼上唱的《栓线歌》，祝福新郎新娘永结同心，有一个老人站起来带头唱，其他人就开始和。有一首歌叫做《大山汉子》，一开始我是按照学院派的方法去改编的，后来失败了，原因是你的那套理论面对这些演员的时候根本不适合。所以最大的感受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成为体系的作曲理论可以变成你，或者他人的通用技术，都不灵。音乐太特殊了，具有不可复制性。《大山汉子》的这套谱子要是拿给音乐学院的教授，绝对是不及格的考试，因为里面声音音高的组织都是违反常规的，比如说你本来是中声部，突然又把你写到最高去了。唱《大山汉子》的香格里拉组合，都是打杂的“搬运工”，最先没人看好他们，我跟他们领导说这几个人是国际级的演唱水准。我根据演唱者的形象、声音造型，为他们量身定制独特的适合他们的合唱作品。给香格里拉组合做的所有作品都是无伴奏的，因为我认定无伴奏最国际化，另外无伴奏是当前技术难度指标最难的，他们4个人的声音组合起来非常独特，非常有冲击力。
昆明文艺：郑小瑛教授说您的作品“根据原始民歌改编，没有脱离土气。所以接地气，又大气。” 您对我们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是怎么看的？
图片
刘：民族民间音乐重在保护，但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发展。它们从来不缺少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缺的只是发现它们的伯乐和让它们大放异彩的平台。好的东西你是能认出来的，就像那些藏在大山里的音乐，没有流量，不能马上带来经济价值，但它们的宝贵需要被人看见。为此，怎样把各民族先辈们口口相传的民间音乐传承下去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中国的大部分民间音乐都是以单声音乐的方式呈现的，因此，必须揉碎、重组、裂变，使其上升到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多声部合唱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是《撒里啰》，在这个作品中，我用了八个不同民族的母语元素，用当代简约派的创作技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充满活力的艺术效果。因此，发现、分享、传递少数民族母语合唱之美，是我创作的基本方向。云南地处边疆，远离经济发达地区，但我们并不边缘，在艺术文化方面，我们有着自己强大的信念和符号。云南这块土地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她承载得起非常优秀的作曲家、舞蹈家、文学家，去完成人类文明里所有应有的荣耀！我所写的每一个音符都属于这片土地，我对她的回报就是以我对音乐真诚的信仰，谱写她的美丽，守住蓝天，守住家园。这种情感不是小我的，是一种大爱，属于整个民族。
昆明文艺：2020年里，您和刘晔写了一首抗疫歌曲《有一种爱不变》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今年是党的华诞100周年，您有什么大作奉献给大家呢？
图片
刘：我一直在思考，在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里，为中国的合唱界写一些什么样的主旋律歌曲呢？为此，我特别创作了一首混声合唱《党旗下的丰碑》，我希望这首作品能够融入当代的合唱审美，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