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五华区文明街52号，创立于1926年的东方书店，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留下过闻一多、李公朴、汪曾祺等名家的足迹，成为他们暂居昆明时安静读书、思考的场所之一。这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书店，也深刻影响着热爱阅读、热爱生活的云南人。

位于昆明市五华区文明街52号的东方书店

启迪智慧

走进东方书店，“向着明亮那方”这句话随处可见，其背后承载的是书店的历史与气质。

东方书店的创办人王嗣顺在北京大学外语系就读期间曾是胡适的学生，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王嗣顺深受进步思潮影响。1925年，回到家乡昆明的王嗣顺选择到昆华女中（今昆明市女子中学）执教，在校园中宣扬新思想。1926年，在北大同窗兼好友王德三的建议下，王嗣顺将自家老宅的一层清理出来，售卖各类进步书籍。这一年，东方书店正式创立。

“当时，东方书店售卖的书籍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进步书籍，一类是科普书籍。”据现任东方书店负责人李国豪介绍，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籍少见，因此，书店创立后迅速在昆明引发广泛关注，并对周边居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就是其中之一。

聂耳出生的甬道街与东方书店仅一街之隔，即便其后来搬迁到威远街居住，距离书店也不远。据李国豪考证，东方书店创立时，正值青少年时期的聂耳经常到书店看书、买书。从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30年毕业后前往上海，其间，这间并不宽敞的书店成为他经常光顾的场所之一。

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像聂耳一样的进步青年，在东方书店接受新思潮的浸润。

名家云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东方书店附近报馆和出版社林立，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着联大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到此阅读和思考，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寻得内心的片刻安宁。

今年96岁的王润裳是王嗣顺的大女儿，在她的记忆中，当时出入书店的既有身着长衫的学者，也有穿西服的教授，他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来店里找寻心仪的书籍。通过照片对比，老人家能清晰地辨认出闻一多、李公朴、汪曾祺等一众“熟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北京、上海等出版业发达地区购进的高品质线装书籍越来越少，为满足读者的购买和阅读需求，东方书店一方面开拓图书进货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旧书置换”，让图书焕发新的价值。

汪曾祺在《读廉价书》一文中，记述了他在东方书店卖旧书换吃食的趣事，“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王润裳也对帮父亲守店时发生的一件事记忆犹新：一名穿着旗袍、说话讲究的中年女士到书店，打开用绸缎包着的几本线装书，想用书换钱。“看样子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如果不是战争影响生计，谁愿意把自己心爱的书拿出来卖呢？”王润裳回忆道。

纷飞的战火，不仅让昆明人生活困顿，也让联大学子囊中羞涩。对买不起书的贫困学子，东方书店不仅没有驱离，还常常在门口支起一个大瓦数的灯泡，让学生们在夜晚也能与书相伴。灯泡的光亮，成为黑暗中无数渴求知识的青年心中的微光，不灭亦不休。

延续传统

2018年，机缘巧合下，有着十余年媒体工作经验的李国豪接手东方书店，负责重建和经营。就这样，在文明街52号，这个曾在风雨飘摇中给予无数读书人慰藉的书店，在原址“重生”。

“我们按照老照片的记录和王润裳老人的讲述对东方书店进行复原，努力让它呈现出当年书店的风格和面貌。”据李国豪介绍，如今的书店依然延续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装修风格，步入店中，环顾老楼老窗、老桌老椅，古典韵味扑面而来。

在书籍品类的选择上，李国豪延续东方书店的传统，网罗各领域优秀作品，并在书店门口专门设置“云南这边”等书架。“书架是以书的名字命名的，陈列书籍也与云南息息相关，目的是让省内外的读者和游客从进店伊始就知道，东方书店是一家创立于上个世纪、扎根云南的本土书店。”李国豪说。

东方书店的另一大特色——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书置换”也得以保留。如今的东方书店门口，挂着一块“回收旧书传承文明”的牌匾，上面写着一段文字：“每一本图书都凝聚着时光的魔力，每一本图书都刻画着前任的青春，50本以内可带到店内，50本以上可上门回收，按本论价。”

“那些珍贵的旧书一旦被丢弃、打成纸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消失了，这段历史和文化也会随之消失。”李国豪表示，此举是为了让经典好书如同传承百年的东方书店一样，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