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舞蹈《老家有座蒙古包》以北疆边防战士的家国情怀为核心叙事线索，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构建了“守卫-思念-团聚-回归”的叙事结构。作品深度融合蒙古民族民间舞的舞蹈语言体系，以“蒙古包”为核心意象，既具象呈现了北疆边防军人保家卫国的无私奉献精神，又细腻抒发了游子对故乡的深沉眷恋，更以艺术化的表达折射出党对民族地区的关怀所带来的时代变迁。本文从选材立意的价值建构、舞蹈语言的审美特质、叙事结构的逻辑演进、意象思维的哲学内涵四个维度，结合蒙古族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基因与时代语境，对作品进行系统性的学术剖析，揭示其在民族舞蹈创作中的美学突破与精神价值。
关键词：《老家有座蒙古包》 蒙古民族民间舞 舞蹈语言 叙事结构意象思维 家国情怀
一、 选材立意：家国同构的价值建构与时代叙事
（一）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辩证统一
舞蹈《老家有座蒙古包》的选材立意突破了传统边防题材作品的单一化表达，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实现了个体生命体验与国家叙事的辩证统一。作品聚焦于“刚出校门就进兵营”的年轻战士这一典型形象，摒弃了对军人形象的符号化塑造，转而深入其内心世界——他既是“守卫者”，在边防岗哨上坚毅履职、无私奉献。亦是“游子”，在除夕之夜的风雪中思念故土与亲人，更是“儿子、兄弟、小叔叔”，在家庭场景中展现出有血有肉的多面性格。这种对个体生命维度的全面呈现，使得“保家卫国”不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植根于人性本真的自觉选择，正如哲学家用“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揭示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作品通过战士的个体经历，让宏大的家国叙事获得了鲜活的生命载体。
在时代语境下，作品的选材立意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新时代背景下，边防军人的牺牲与奉献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进程紧密相连，而作品中战士对故乡的眷恋，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认同与坚守。这种“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既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又契合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使得作品的立意超越了单纯的思乡之情与爱国情怀，升华为对个体、民族、国家三者关系的哲学思考。
（二）党对民族地区的关照：时代变迁的艺术折射
作品的选材立意暗藏着一条重要的隐性线索——党对民族地区的关怀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舞蹈中呈现的“慈祥的阿爸、沧桑的阿妈、热情的父老乡亲”，以及家庭团聚时的欢乐场景、民族服装的精致呈现、草原生活的祥和氛围，无不印证着民族地区在党的政策扶持下所实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这种时代变迁并非通过直白的叙事呈现，而是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阿爸阿妈脸上的笑容、父老乡亲的热情好客、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都是民族地区人民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党对民族地区的持续关照与大力支持。作品通过战士眼中的故乡变迁，间接展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成效。从草原的生态保护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从民生改善到民族团结，作品以艺术化的方式勾勒出民族地区在新时代的发展图景。这种表达既避免了说教式的宣传，又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深刻体会到党对民族地区的深情关怀，以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作品的立意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
二、 舞蹈语言：蒙古民族民间舞的传承与创新
（一）肢体语言：民族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
舞蹈语言是作品情感表达与主题呈现的核心载体，《老家有座蒙古包》深度挖掘蒙古民族民间舞的肢体语言体系，并结合现代舞蹈编创理念进行创新转化，形成了兼具民族性与艺术性的舞蹈语汇。蒙古民族民间舞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对草原生活的模拟与升华，作品充分吸收了查玛舞、盅碗舞、筷子舞、摔跤舞等传统舞蹈的元素，将其融入到不同场景的叙事之中，实现了肢体语言与情感表达、人物塑造的高度统一。
在“守卫”场景中，战士的肢体语言呈现出鲜明的刚性特质。其站姿挺拔如松，双肩下沉，双臂自然下垂或呈握拳状，步伐沉稳有力，眼神坚定锐利，这种肢体表达既符合边防军人的职业特征，又暗合了蒙古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动作的节奏缓慢而有力，每一个姿态都充满了力量感与稳定性，体现了战士在岗位上的尽忠职守与坚毅无畏。同时，作品巧妙运用了蒙古舞中“肩功”的元素，通过肩部的轻微抖动与沉稳发力，既展现了军人的威严，又暗含了其内心的隐忍与克制。
在“团聚”场景中，肢体语言则呈现出丰富的情感层次与性格特征。面对阿爸阿妈时，战士的动作轻柔舒缓，头部微微低垂，双臂自然摆动，步伐轻盈，眼神中充满了温顺与敬爱，体现了其作为“孝顺儿子”的身份特质。与兄弟摔跤时，动作则变得刚劲有力，步伐沉稳扎实，上肢动作舒展大气，腰部与肩部的发力协调一致，展现了蒙古民族摔跤舞的彪悍与豪放，凸显了其作为“彪悍兄弟”的性格。面对小辈时，动作则变得柔和亲切，手势轻柔，步伐缓慢，眼神中充满了慈爱，体现了其作为“慈爱的叔叔”的温情一面。这些肢体语言的变化，不仅生动塑造了人物的多面性格，更通过对蒙古民族民间舞元素的灵活运用，展现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二）群舞编排：空间叙事与情感烘托的双重赋能
作品的群舞编排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既承担着空间叙事的功能，又起到了情感烘托的作用，与独舞形成了有机互补。在“思念”场景中，群舞演员以写意的方式模拟“蒙古包的移动”，通过队形的缓慢变化，将观众带入内蒙古大草原的情景之中。演员们的肢体语言轻柔舒缓，步伐整齐划一，身体微微前倾，手臂自然摆动，仿佛草原上的微风拂过，既模拟了蒙古包在草原上的流动状态，又营造出一种朦胧、梦幻的意境，呼应了战士思念故乡时的恍惚与深情。
群舞的队形变化与空间调度极具匠心。在“团聚”场景中，群舞演员围绕战士形成圆形队列，这种队形源自蒙古民族的生活场景——草原上的人们围坐篝火、载歌载舞，圆形队列既象征着家庭的团圆与民族的团结，又营造出一种温暖、祥和的氛围。演员们的动作整齐而富有活力，查玛舞的集体舞步与盅碗舞的轻盈姿态相结合，展现了蒙古族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的民族性格。同时，群舞演员通过肢体语言的互动，如牵手、拥抱、并肩起舞等，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温馨氛围与亲人之间的深厚情感，为战士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回归”场景中，群舞编排的空间叙事功能达到了顶峰。四块毡房（蒙古包）的组合移动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关系，从横向排列到纵向斜线，战士与蒙古包之间的距离不断变化，这种空间调度直观地呈现了“心中的家和思念的距离”。当蒙古包逐渐远离战士，群舞演员的动作变得缓慢而疏离，肢体语言中充满了不舍与眷恋，与战士的孤独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将空间关系与情感表达相结合的群舞编排，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视觉效果，更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涵，使得“思念”与“奉献”的情感冲突更加鲜明。
（三）节奏与音乐：情感递进与氛围营造的纽带
节奏与音乐是舞蹈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有座蒙古包》巧妙运用节奏变化与音乐元素，实现了情感递进与氛围营造的双重目标。作品的节奏设计与叙事结构高度契合，呈现出“沉稳-舒缓-欢快-凝重”的变化轨迹，与战士的情感起伏形成了同步共振。
在“守卫”场景中，节奏缓慢而沉稳，每一个动作的发力都精准而有力，配合着岗哨的环境音，如风声、脚步声等，营造出一种严肃、庄重的氛围，凸显了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在“思念”场景中，节奏逐渐变得舒缓，动作的衔接更加流畅自然，配合着草原夜晚的环境音——马儿的喷鼻声、牛的叫声、虫鸣、草生长的声音，以及远处传来的《难忘今宵》的音乐，营造出一种朦胧、悠远的意境，准确传达了战士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在“团聚”场景中，节奏变得欢快而富有活力，蒙古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被充分运用，如马头琴的悠扬、冒顿潮尔的独特雄浑、筷子舞击打的欢快旋律等，配合着演员们轻快的舞步与热情的动作，营造出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节奏的变化更加丰富多样，快慢结合、强弱交替，既展现了家庭团聚的欢乐，又通过节奏的细微变化暗示了情感的层次，如欢乐中的温馨、团聚中的思念等。在“回归”场景中，节奏逐渐变得凝重，动作的速度放缓，力度减弱，配合着主题歌《回家吧》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深沉、悲壮的氛围。马头琴的苍凉忧伤旋律与战士的孤独身影相呼应，将“思念”与“奉献”的情感冲突推向高潮，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深刻体会到边防军人的无私与伟大。
三、 叙事结构：“现实-虚幻-现实”的逻辑演进与情感张力
（一）三段式结构：叙事逻辑的严谨建构
作品采用了“引子-开端-过程-结束”的叙事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现实-虚幻-现实”的三段式逻辑演进，这种结构既符合戏剧叙事的基本规律，又与战士的情感历程高度契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引子部分作为“现实”的起点，以战士在岗位上的坚守为核心，通过简洁而有力的肢体语言，塑造了边防军人坚毅、果敢的形象。岗哨的场景设置、战士的站姿与眼神，都明确了作品的现实背景，为后续的叙事奠定了基础。这一部分的叙事节奏紧凑，氛围严肃，直接点明了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保家卫国的无私奉献。
开端与过程部分构成了“虚幻”的核心叙事层。开端的“思念”场景以除夕之夜为时间节点，白雪皑皑的环境与电视里《难忘今宵》的音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触发了战士的思乡之情。作品通过写意的群舞、环境音的运用，将战士的思绪带入故乡，构建了一个虚幻的思念场景。过程的“回家”场景则是虚幻场景的延伸与深化，战士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展现了多维度的情感与身份。这一部分的叙事节奏舒缓而丰富，情感表达细腻而真挚，与引子部分的现实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满足了观众对“团圆”的情感期待，又为后续的“回归现实”埋下了伏笔。结束部分回归“现实”，战士从虚幻的团聚中醒来，蒙古包逐渐远离，他重新回到岗哨，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一部分的叙事节奏由缓转急，情感表达从温馨、欢乐转向深沉、凝重，与引子部分形成了呼应。这种“现实-虚幻-现实”的结构闭环，不仅使得叙事逻辑严谨完整，更通过现实与虚幻的强烈对比，强化了作品的主题内涵——正是因为有了战士在现实中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故乡的祥和与团圆。
（二）间离手法：叙事视角的多元转换
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巧妙运用了间离手法，通过叙事视角的多元转换，丰富了作品的叙事层次，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在“回家”场景中，战士既是团聚场景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在起舞时会“间离出来，看他们的欢乐起舞，并迅速融入进去”。这种视角转换使得叙事更加灵活，既可以从战士的主观视角展现家庭团聚的温馨与欢乐，让观众深入体会战士的内心感受，又可以通过旁观者的视角，让观众更全面地观察人物关系与情感表达，增强了作品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间离手法的运用还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当战士作为旁观者看着亲人起舞时，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眷恋与不舍，这种情感与他作为参与者时的欢乐形成了对比，暗示了团聚的虚幻性与短暂性。同时，间离手法也为作品的主题表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通过视角的转换，观众不仅能感受到战士对故乡的思念，更能体会到他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小家”与“大家”之间的抉择与平衡。
（三）空间叙事：距离与情感的视觉化表达
作品的叙事结构与空间调度紧密结合，通过空间关系的变化来呈现情感的递进与主题的深化，实现了距离与情感的视觉化表达。 在“思念”场景中，战士站在岗亭里，群舞演员模拟的蒙古包在不远处缓慢移动，形成了“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空间关系，直观地呈现了战士与故乡的距离，强化了思念之情。在“团聚”场景中，空间关系变得紧密，战士与亲人围绕蒙古包起舞，形成了一种亲密、和谐的空间氛围，象征着亲情的浓厚与团圆的珍贵。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化与战士的情感变化相呼应，让观众在视觉上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幸福。在“回归”场景中，空间关系再次发生变化，蒙古包逐渐远离战士，从横向排列到纵向斜线，战士与蒙古包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这种空间调度不仅是对“思念的距离”的视觉化呈现，更象征着战士与故乡的分离，以及他对“大家”的责任与担当。当战士最终回到岗亭，孤独的身影与远方的蒙古包形成了强烈的空间对比，将“家国情怀”的主题推向了高潮。
四、 意象思维：“蒙古包”的多重意蕴与哲学内涵
（一）蒙古包：故乡与根脉的象征
“蒙古包”是作品的核心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情感意蕴。在蒙古民族的文化语境中，蒙古包是家庭的象征，是草原生活的核心载体，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作品中，蒙古包既是战士故乡的具象化呈现，也是他心中“家”的代名词，承载着他对亲人、对故土、对民族文化的深沉眷恋。
在“思念”场景中，蒙古包的写意呈现触发了战士的思乡之情，环境音与群舞的配合让蒙古包成为了故乡的象征，唤起了观众对草原生活的美好想象。在“团聚”场景中，蒙古包是家庭团聚的场所，是亲情的凝聚地，战士在蒙古包内与亲人起舞，感受着家庭的温暖与幸福，此时的蒙古包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载体，更是情感的寄托。在“回归”场景中，蒙古包逐渐远离战士，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牵挂，此时的蒙古包已经超越了物理空间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支撑着他在边防岗位上坚守奉献。
蒙古包作为故乡与根脉的象征，还蕴含着蒙古民族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蒙古包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产物，体现了蒙古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蒙古包的圆形结构象征着团圆、完整，体现了蒙古民族对家庭、对民族团结的重视。作品通过对蒙古包意象的运用，不仅展现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特色，更传递了中华民族“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理念。
（二）蒙古包：家国情怀的中介与纽带
“蒙古包”意象在作品中还扮演着家国情怀的中介与纽带角色，连接着“小家”与“大家”、个人与国家。战士对蒙古包的思念，本质上是对“小家”的眷恋，而他对“大家”的守护，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家”能够团圆幸福。这种“小家”与“大家”的辩证关系，通过蒙古包意象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作品中，蒙古包既是战士心中的“小家”，也是祖国大家庭的一个缩影。民族地区的祥和与稳定，是祖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士对边防的守护，不仅是为了保护故乡的蒙古包，更是为了守护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家庭。这种通过“蒙古包”意象构建的家国同构关系，既体现了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又呼应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使得作品的主题内涵更加深厚。同时，蒙古包意象也成为了党对民族地区关怀的象征。作品中呈现的蒙古包内的团圆场景、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草原生活的祥和幸福，都是党对民族地区关怀的具体体现。蒙古包的存在与发展，见证了民族地区的变迁与进步，而战士对蒙古包的守护，也暗含着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拥护与践行。这种意象的叠加，使得作品的主题表达更加丰富，既抒发了个人情感，又传递了时代精神。
（三）意象思维：超越具象的哲学思考
作品的意象思维不仅体现在“蒙古包”的象征意义上，更体现在对个体、民族、国家三者关系的哲学思考上。通过“蒙古包”这一具象意象，作品将个体的思乡之情、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家的安全稳定等抽象概念具象化，实现了超越具象的哲学表达。
从个体层面来看，蒙古包是战士的精神家园，是他在艰苦的边防生活中坚持下去的动力源泉。这种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对根的眷恋、对爱的渴望。从民族层面来看，蒙古包是蒙古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作品通过对蒙古包意象的运用，展现了蒙古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互助。从国家层面来看，蒙古包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士对蒙古包的守护，是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捍卫，体现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信念。
作品的意象思维还蕴含着“存在与超越”的哲学命题。战士的现实存在是在边防岗哨上的坚守，而他的精神超越则是通过对蒙古包的思念实现的——在虚幻的团聚中，他暂时摆脱了现实的艰苦与孤独，获得了精神的慰藉与满足。这种“存在与超越”的辩证关系，使得作品的思考更加深刻，既关注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又重视精神世界的建构与超越，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
五、 结语
舞蹈《老家有座蒙古包》以其深刻的立意、精湛的舞蹈语言、严谨的叙事结构与丰富的意象思维，成为新时代民族舞蹈创作的典范之作。作品既坚守了蒙古民族民间舞的文化基因，通过肢体语言、节奏音乐、群舞编排等方面的创新，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现代表达，又以“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将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党对民族地区的关怀等主题有机融合，展现了深厚的时代内涵与哲学思考。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将主题停留在表面的情感抒发或政策宣传上，而是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深入挖掘了个体、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与时代精神的力量。“蒙古包”这一核心意象的运用，不仅使得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深沉，更赋予了作品超越时空的哲学内涵，使其具有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老家有座蒙古包》为民族舞蹈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民族舞蹈的发展既要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传承好民族民间舞的优秀基因，又要立足时代语境，关注现实生活，将个体情感与宏大主题相结合，以艺术的方式回应时代命题。只有这样，民族舞蹈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简介
疆嘎，一级编导，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舞蹈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昆明舞蹈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