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5日，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公告传来重磅消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拍摄的长片《上海女儿》成功入围全景单元。这部改编自导演真实经历、聚焦知青二代寻根、共情自然大地的作品，与同期开启全国路演、1月24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的《翠湖》形成奇妙呼应。同样植根云南土壤的《翠湖》，此前已斩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奖项，完成了从影展到市场的跨越。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翁丁》《不游海水的鲸》《哈尼》《南宫成》等一批在云南拍摄的影片，接连亮相鹿特丹、东京、上海等国际知名影展，斩获多项大奖，收获广泛关注。曾经只是被视作天然摄影棚的云南，如今正悄然完成从电影“外景地”到“原产地”的蜕变，持续孵化原创故事、滋养作者表达，成为向世界输出独特影像美学的重要阵地。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创作魔力，能让光影故事在这里生根发芽、走向世界？
现象扫描：彩云之南的国际影展成绩单
梳理近年从云南走出的优秀影片，一条清晰的国际突围轨迹已然浮现。这些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大片，却凭借强烈的作者风格、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在国际影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勾勒出“云南新电影”的鲜明特质。
从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走出的《上海女儿》，以知青二代寻根与生态女性主义为核心，成为2026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入围作品；扎根昆明翠湖周边的《翠湖》，将镜头对准市井生活与代际关系，斩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奖项后成功登陆全国院线；在昆明阳宗海取景的《不游海水的鲸》，深入探索孤独情感与内心世界，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与FIRST青年电影展；临沧翁丁古寨拍摄的《翁丁》，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展开叙事，亮相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红河哈尼梯田取景的《哈尼》，讲述民族生存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大理剑川拍摄的《南宫成》，聚焦边疆叙事与个体命运，获得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提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质，在于不再将云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当作简单的背景板，而是将地理空间深度转化为叙事核心，让山川湖海、村寨市井参与到人物心理塑造与主题表达中，最终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影像标识，让“云南拍摄”成为兼具辨识度与感染力的标签。
深度访谈：“在云南，拍电影”的六种视角
导演卞灼：用影像书写故乡的“市民史诗”
作为《翠湖》的导演兼摄影师，卞灼的作品将镜头对准了昆明翠湖周边的市井生活，填补了云南“市民电影”的空白。
“从导演转学摄影，让我学会了用画面思考。”卞灼分享了他的创作起点。这种技术背景让他在创作初期就带着强烈的影像意识，“写剧本时，画面就已经在驱动文字”。对于《翠湖》，他的初心纯粹而深情：“我想拍一部片子，献给我所生活、养育我的这座城市。”
他敏锐地捕捉到昆明独特的生活质感——“不卷”，成本不高，节奏舒缓。“这里的情感流动，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摒弃了对云南风光与民族的奇观化呈现，转而聚焦于一个普通三代家庭在日常摩擦与亲情缝隙中的情感流动。这种高度“在地”的故事，却在上海、厦门等地的放映中，让许多非云南籍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它触及了中国家庭的共性。”卞灼说。
“翠湖对云南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物理坐标，更是一个心灵地标。”他动情地回忆，自己恋爱、争吵、与家人闹矛盾后的独处，都与翠湖有关。他并未在影像风格上刻意追求“云南性”，但通过使用大量本土演员（如王娟、李洪铭等），以及强化昆明强烈日照所带来的光影对比（“亮处更亮，暗处更暗”），城市的气质已自然渗入胶片。
面对快节奏的观影习惯，卞灼坚信“慢”的价值。“电影院那个黑匣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静下来。”他曾在放映现场目睹一位起初不耐烦的男性观众，在15分钟后渐渐挺直腰板，完全被故事吸引。“电影需要一点时间把你带入，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媒介的最大特性。”
对于被称为“滇派新潮流”的萌芽，他看到了本质变化：“我们从一个‘被拍摄者’，变成了‘主动讲述者’。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种子，自己成长的空间。这是一个地方真正有文化自信的开始。”他憧憬着能拍一部真正深入少数民族内心，而非奇观化呈现的作品，并已规划好自己的“家乡三部曲”。
制片人徐瑞婧：云南是天然的制片厂，也是文化的褶皱
作为《上海女儿》和《不游海水的鲸》的制片人，徐瑞婧的视角务实而具有洞察力。
“项目地的选取与剧本和导演创作血脉相连。”她指出，云南的不可替代性远超自然景观。其地理与气候的丰富性提供了近乎全能的拍摄条件——从昭通的雪原到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从洱海的湖泊到横断山脉的峡谷。
但真正的富矿在于文化。“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各有各的特色与故事，这在剧情片的开发上还远远不够。”在她看来，云南如同“横断山脉的褶皱”，容量巨大，每个褶皱里都藏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体系，这构成了云南电影“特殊性”的基石。
谈及制片挑战，她坦言云南的“大”与交通网络是双刃剑，需要极其精细的规划。但云南人“简单好相处”的性格，以及近年来地方政府、文旅部门日益专业的支持，为剧组落地提供了友好的基础土壤。
对于云南电影的国际亮相，她认为幸运之余亦有必然。“我们恰巧拍了一些在主流市场罕见的、关于少数群体的好电影。电影节既认可其艺术性，也看重它们拓宽了观影的维度。”她强调，《上海女儿》的诞生源于导演对父辈知青历史的追寻，这种真实、深刻的情感连接，才是打动人的根本。
本地制片人、导演泥巴（廖勇）：云南是“入口”，也是精神原乡
从外来者到“新云南人”，从制片人转型为导演，泥巴的经历本身就像一部电影。他深度参与了《上海女儿》等影片的制片，目前正在执导一部关于云南咖啡的影片。
“云南是一个极其国际化的‘入口’或‘十字路口’。”泥巴说，“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滇越铁路、西南联大到今天的东盟枢纽，它从来不是边缘，而是前沿。”他认为云南的魔力在于其“褶皱”般的丰富性与不重复性，“原则上，在云南没有你找不到的景观、文化或故事。”
他完全不担心云南会被“过度消费”。“消费是一种互动。历史上所有外来文化进入这片土地，最终都被内化成了云南的一部分。它空间巨大，可能性无穷。”他热情地“安利”：“如果你有了一点想打开自己的想法，云南肯定是特别合适的第一站。你需要担心的是，可能是来了就不想走。”
对于身份转变，他感慨在云南做导演是幸运的，因为这片土地的能量和在这里结识的真诚伙伴，让创作远比想象中顺利。“我们不是来旅游，而是进行一场真诚的旅行。云南更能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丰富性与活着的多元意义。”
影评人海老鼠（张海律）：从“西南叙事”到“在地自觉”的浪潮
在影评人张海律看来，当前的“云南电影浪潮”与20世纪中国电影中零散的“西南叙事”有本质区别。
“过去的云南题材，多是外来的、主流的导演视角，如谢晋的《高山下的花环》，或是国家力量的民族志影像。”他指出，“而这一波浪潮的核心驱动力，是创作者的‘在地性’自觉。他们或是回归的云南人，或是深度融入的新居民，他们从内部生长出故事，云南从‘被讲述的对象’变成了‘讲述的主体’。”
他认为，无论是《不游海水的鲸》极致的实验性，还是《翠湖》温和的作者性，都代表了云南电影多元的美学探索，很难说哪种会成为主导面孔。“关键在于是否真诚。国际影展的选择，初期或有对‘边缘地区’的题材关注，但持续入围必定是基于对影片美学价值和叙事现代性的认可。”这些成功，也在悄然改变国内大众对云南“只有风光”的单一印象，展现出其深厚、复杂、现代的一面。
导演汪迪：在慢节奏中，与电影之神相遇
《不游海水的鲸》是导演汪迪的作品，以极致的长镜头和“去奇观化”的影像，展现了云南的另一种面容——疏离、静谧、充满内在时间感。
“长镜头的选择并非预设的美学宣言，而是拍摄时自然发生的‘电影之神的馈赠’。”汪迪回忆，在阳宗海的拍摄中，团队捕捉到了一种“一气呵成”的节奏，于是决定放弃分镜脚本，将创作留给现场的即兴与感受。这场“意料之外”的雨，反而为影片增添了雾气氤氲的独特质感。
他眼中的云南创作圈是“百花齐放”的。“卞灼的《翠湖》关注家庭情感，我的片子关注私人情感，泥巴在拍咖啡……风格迥异，但内在都源于对自己生命的真诚面对，这种多元才有意思。”
在云南，他学会了“等待”和“慢”，而这恰恰可能遇见出乎意料的奇妙瞬间。“电影滋养我一些东西，我也在与电影的互动中成长。”
导演万雪钊：故乡的“中间人”，女性的私密联结
作为从大理巍山走出、又回归创作的女性导演，万雪钊拥有双重视角。《一个新的情绪》和筹备中的《百物之地》，都聚焦于女性、家庭与乡土社会中细腻的情感纹理。
“离开又回归，让我这个‘中间人’的身份从困惑变成了超能力。”她坦言，在外学习（新闻与电影）的系统训练，给了她讲故事的内在语法与客观视角；而故乡的根脉，让她能快速地与土地建立深度联结。如今在巍山创作，她感到一种“得心应手”的爽快。
她的作品被视作鲜明的“女性视角”。“因为这本来就是我的经验。”在《一个新的情绪》中，她选择用二女儿的视角观察一个“全员无恶人但无人逃脱漩涡”的家庭。在《百物之地》中，她探索独属于女性的私密经验，来联结两个年龄、背景迥异的女性，展现一种纯粹而深刻的支持关系。
“我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比现在更觉得作为云南人、作为女性导演如此骄傲。”她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周围有一群非常厉害的人在云南一起做电影，氛围太好了。”
展望：“新南方电影”的可能与可持续
透过六位电影人的讲述，一个立体的、生机勃勃的云南电影生态浮现出来。它不再是单一的外景地标签，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与创造力的文化场域。
云南极致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为故事提供了无尽的源泉与独特质感。无论是回归的游子、新定居的移民，还是本土生长的新力量，他们以真诚的个体经验切入，与土地深度对话。相对宽松的成本、淳朴的民风、日益完善的本地支持体系，友好的创作空间，赋予构成了适合中小成本艺术电影生长的土壤。在这里从纪实到实验，从市井到私密，拒绝同质化，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市场对艺术电影的接受度、产业链的专业化程度、人才结构的完善、如何避免对某些资源的涸泽而渔，都需要更长期的耕耘。
然而，正如泥巴所言，云南的“容量”是无限的。它正在以其深邃、多元和开放，重新定义中国电影地理的版图。当云南不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成为故事生长的“子宫”，一种更具主体性的“新南方电影”或许正在孕育之中。
这不仅仅关乎电影，更关乎一种文化表达的自信与自觉。云南以其独特的空间哲学与生命经验提醒着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最深沉的叙事力量，往往来自与一方水土最血肉相连的凝视与创造。
所以，来云南，拍电影吧！这里有的，远比你想象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