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4年）春，赵又新将《袁慎夫先生残稿》呈送主政云南的唐继尧，因其时《云南丛书》正在编订，编纂者们四处搜罗各类文献，丛书编纂的发起者正是唐继尧。唐继尧在阅读《滇粹》时了解到，明代尚书龚彝乃顺宁府（今凤庆）人氏，其殉永历帝的史实让唐感慨万千：“每感叹其凛凛有生气，足媲美文文山（文天祥）、史阁部（史可法）也。讵非金马、碧鸡之光，凤岭、龙湫之幸与？”一个龚彝就足够唐赞叹的了，赵又新呈来的文稿，又让唐继尧眼前一亮：“今春赵又新研友出其乡袁慎夫先生残稿见示，复职其临难不苟，大节可风者继起有人，边远山川，信乎生色……若慎夫先生，一介寒儒，僻居弹丸，豕腥满地，祸惨呼天，覆楚无成，吞声就义，闻者痛之，徒唤奈何！节操未张，几与草木同朽，苟非文字有灵，鬼神呵护，贻乡人以残稿，则亦冥冥万古，胡能望龚尚书项背于万一哉！吾因之益叹千古忠孝义烈之湮没不知凡几矣。”唐继尧认为，“故世之断简残篇，皆宜宝若吉光片羽，用付于民，借表潜德幽光”，他不但看重袁谨的品格，也被袁的诗文打动，认为袁谨的这些诗文“亦在搜罗之列”，适时出版发行以资教化。于是亲自为《袁慎夫先生残稿》作序，彰显其对慎夫先生的敬重。

搜集袁谨残稿的有心人首推胡作霖。作霖字泽春，顺宁人氏，毕业于云南优级师范选科，历任省视学、师范学校庶务、财政厅科长等职。泽春对故乡充满挚爱，尤其钦佩袁慎夫先生的人品与文品，不遗余力地四处寻觅，虽未能将袁谨文稿“一网打尽”，但目前存留的袁谨诗文大部分得其努力而保存下来，功莫大焉。为推举袁稿，胡泽春将收集到的稿样誊抄数份，分送大儒由云龙、秦光玉等审阅，均得到重视。

滇省大儒由云龙字夔举，别号定庵，姚安县栋川镇北街人，清末举人，著述颇丰。他高度评价袁谨品质与诗文：“顺宁袁慎夫先生英年绩学，藉甚文名，已为时所罕觏，遭世多寇乱，身陷危城中，父兄不得相顾，义不苟屈，卒全其志。呜呼！此岂世之有文无行者，所可同日语耶？先生虽博学多通，而遗书存者绝少”。胡泽春将袁残稿交给由云龙，请其作序，由云龙欣然接受。

秦光玉也是从胡泽春那里得到的袁谨残稿。秦光玉字璞安，号瑞堂，别号罗藏山人，呈贡人，因创办学校多所，门生弟子遍及海内，被尊为“天南师表”。从秦光玉的序中我们得知，其实胡泽春搜集袁谨诗文非常不容易。原先送审的只是袁稿的前30首诗，经过两年的努力，又搜集到了38首诗，搜集方法非一日之功。据李步云《袁慎夫先生残稿跋》记载，这些诗文有的题写在墙壁上，有的写在送给朋友的扇面上，有的是记录于与朋友往来的书信中，更有一部分流传在民间，为郡人所熟记。从中不难看出，袁谨诗文在顺宁深受文友们喜爱，按当下的说法，就是“畅销书”，百姓是认可的，与现今获个大奖读者却根本不认识他写些什么的“著名作家”相比，袁慎夫可称为他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

秦光玉在前30首的跋中说：“顺宁袁慎夫先生，当前清咸丰时，集乡兵御贼，为贼所得，抗志不屈，骂贼而死，其节行之高，足以增光滇乘，固不徒以诗文传也。然读其残稿中诗三十余首，性情笃厚，词义缠绵，深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民国四年（1915年），胡泽春又将搜集到的38首袁诗送到秦处，秦在跋语中言：袁谨诗“情词悱恻，气格浑成，的是佳作，仍拟全选入《滇诗丛录》。”

重诗才，更重气节，这是当时滇省大儒们对袁慎夫及其诗文的总体态度。赵又新在《袁慎夫先生残稿序》中说：“余总角时，每于酒熟灯红，尝闻父老谈慎夫先生节烈事，虽莫名先生为何如人，殉难为何等事，但觉悲从中来，痛恨丑类之残酷也。稍长，读先生遗文，愈景崇叹惋不置，以先生之才之学，使借有为之势，值可为之时，虽至今勋业彪炳，与李、杜、韩、范媲美可也。”赵又新对袁慎夫诗文评价之高，足见袁之诗文确实深刻影响了赵氏，以至赵的诗风近似慎夫，慷慨大气，豪气干云。

顺宁李步云也是袁谨诗文的爱好者。李步云是个才高八斗的读书人，字癯仙，世居上达村（凤庆），少年时就非常好学，小小年纪就能写一首好诗文，并且品行端正，深得乡党嘉许。据《顺宁县志初稿》载，步云“童子试辄冠军”，于宣统己酉年（1909年）中选拔进士，到四川直隶州做判官。辛亥革命后，步云还乡，任县议事会会长、劝学总董、县中教员、校长等职，教书30余年，桃李满郡。晚年学佛，古稀之年仍鹤发童颜，眼明体健，笔耕不辍，序跋碑铭、墓志、诗文流散各地，乃乡邑间名士。当时，搜集和研究袁慎夫诗文已经是顺宁地方的一件盛事，参与者颇多，李步云就是其中的“发烧友”之一。步云参与搜集袁氏诗文时，事隔慎夫殉难已50年，记载中袁慎夫有诗文《兰江》《寿椿》两集，已经散佚无存，幸得“传诵”，存《东山阁记》一文。李步云对此痛心疾首，说“邦人士景仰遗徽，常以为恨。”怎么办？李步云多方寻访，搜集到存于扇面、信札、题壁中的袁谨诗十首、“俪体”文四首，欣喜若狂，“裒而辑之，将付梓以垂不朽”。在李步云的意念中，袁谨诗文“英挺真朴”，读其诗文，“犹想见慷慨殉亲激烈赴义时也”，文若芝兰，义重于山，袁谨的人品、诗品已经镌刻在顺宁人的心中。

忧国忧民，以身践行，这是袁谨最高尚的品格，也是顺宁人怀念他的理由。一个不满30岁就离世的年轻人，得到乡邻的如此尊重，必有超人的才干和如玉的品质。

离乱诗揭示了袁谨仓促而睿智的人生。

唐代诗人陈陶《陇西行·其二》说：“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情凄楚，吟来让人潸然泪下。战争使大量年轻的生命抛尸荒野，制造无数的家破人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滋生的毒瘤。风华正茂的袁谨实则“生不逢时”，不到30岁，正是上进功名的大好年华，却遇到了连年的战乱，国家不幸，百姓不宁，个人前途更无从说起。但袁谨不是那种消极对待时变的“篷间雀”，自况“谁知猛士心，能探虎穴窅”，常嗟叹自己“壮怀羞功小”，以一文弱书生，与武装的起义军周旋，显示了一个读书人的精神担当。

袁谨字慎夫，生于清道光十年庚寅（1830年），卒于清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享年28岁。袁谨少时品学兼优，文章出众，与他的家学渊源关系重大。慎夫先生祖父袁昶，清拔贡，为凤山书院山长，诗文书画冠久一郡，与时顺宁县令山东曲阜桂馥（字未谷）交好，桂为清代大书法家、经学大师。桂袁组织九人的“蒲阳诗酒会”，当年名噪一时，是云南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父其兄皆为县诸生，加之慎夫天资聪颖，对于学问可谓幼有夙慧。其诗自称道：“童年不好弄，嗜古如甘肴。”考秀才时童子冠全场，中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顺天举人，时年仅21岁。（李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