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好记，是中国人都记得，7月7日。这是一个苦难的日子。

可爱的中国母亲，在1937年这一天，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铁蹄、疯狂杀戮，开始了血雨腥风、苦难深重的抗战。多年后的这一天，在滇南百里彝山上的鱼他得村，勤劳的生身母亲，承受着无奈的苦寒和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把我降临在这风雨阳光的人世。

我在7月7日成为地球生命中的一个人，除了给母亲带来操不完的心，忧不尽的愁，似乎没有给母亲增添过多少开心的笑。成年后听母亲讲，小时候，我生了一场怪病，母亲请了草医请神医，就是不见好，整天整夜啼哭吵闹，弄得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要做家务的母亲心力交瘁。母亲带口信给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来看看咋办？

父亲从巡检司坐火车到盘溪，抄近路翻山越岭回到家，看见我病怏怏的可怜样，喝了瓢冷水，咕嘟咕嘟吸了一阵烟筒，便和母亲一起背着我翻山越岭，赶往山脚下的盘溪卫生所求医。在盘溪卫生所住了三天三夜，还是不见起色。医生说，医不好了，背回去吧。父母亲心如刀绞，泪水无声滑落，无言以对，无可奈何。

从盘溪卫生所返回家的路要过江水浩荡的南盘江大桥。陷入绝望的父母商量，如果走到江边，我断气了，就只好扔给南盘江里的浪花了。

平时，母亲走起路来，像被风赶着，被火撵着，村里不少慢性子的人要小跑才跟得上。但这天从盘溪卫生所出来，母亲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比村里犁不动地的老牛还慢。快“磨蹭”到南盘江大桥头时，我突然在母亲的背上挣扎了一下，哭出声来。真是天不绝我。母亲和父亲脸上的阴霾仿佛一下子被一缕阳光的喜色拂开，互望一眼便毫不迟疑决定，快去赶火车，到开远解放军五九医院去看。

母亲和父亲一路小跑，上气不接下气赶到盘溪火车站，正好有一趟昆明开往河口方向的另担车（货车加挂两节客车厢）进站。当夜，我就住进了设在开远的解放军五九医院。经解放军医生精心医治，住了三天三夜便还了一个活鲜鲜的我。母亲说，我得的也不是什么怪病，医生只是打了几支青霉素就好了。

回到鱼他得村，我的幼年依然未让母亲省心。按老家人的说法是，胆子小，爱撵路。母亲到什么地方，都要撵着去。一刻见不到母亲，就又哭又闹。

那个年月，我家单靠母亲一人起早贪黑做农活挣工分，有些男人才苦得起的活计，累死累活母亲也要咬着牙去做。公社上开始供应化肥那年，我们村不通车路，车子只能把化肥拉运到离我们村6公里外的大队所在村，一包化肥25公斤，从大队所在村肩挑背驮到鱼他得，一包化肥记5个工分，也就是挑2包走一趟记10个工分。别人挑一趟就累不起了，母亲硬是抓住这苦如牛马挣工分的机会，把我背在胸前，一天之内挑了两趟，两个来回24公里上山下坡路，挣得20个工分。那时，一个全劳动力一天挣得的10个工分，到年底可分得价值0.18元的口粮。

每年三、四月间，我们村后山约5公里外的老白花沟一带的红土、石岩之上，一场喜雨一片雪白，纷纷扬扬的山玉兰、玉荷花、苦刺花、棠梨花争相盛开，引得村人纷纷前往采摘，为清苦的日子增添一碗春天的味道。一天大清早，母亲约村里的几位老姐妹去老白花沟采花，我撵着要去，母亲只好背着我踏上山高草深弯弯绕绕的山路。到中午快摘满一竹箩玉荷花时，刚还云白风轻的老天，突然风云际会，下起了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在躲无大树、遮无草棚的情急之下，为了我不被冰雹伤着，母亲把竹箩里的玉荷花倒在草丛里，翻过竹箩俯着身子紧紧护着我。雹雨歇了，我连雨点都未被打着一滴，而母亲的头上、背上，被冰雹打出了一片片青紫，全身湿透，馨香而鲜嫩的老白花被冰雹砸成了碎泥。

鱼他得村西，灯笼山脚下一块种麦子的缓坡地，叫白花草箐。这块地的名字好听，土质却很瘦，原因是地边会出水，被大片大片蔓生的芦苇把地力吸收了，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的，一茬打不了多少麦子。一次，生产队分配母亲去收割麦子，我也撵着母亲去。母亲挑着竹篮、背着我到白花草箐一看，顶多能收十多公斤麦子。母亲先把麦子割完，晒到下午，铺开带去的塑料布，借助镰刀和扁担，将麦子颗粒归篮。收工的时候，母亲把麦子并入一只竹篮，另一只则把我放进去，在星星眨眼时，披着一身汗水将麦子和我挑回村里。

这些幼年往事，并不是我记忆的，我一点记忆也没有。是母亲80岁那年去世安葬，我和兄弟们用衣裳后摆兜土为落土的母亲“垒新房”时，母亲生前老姐妹、在一旁含泪念念叨叨的大婶对我讲的。大婶说，你现在过上的好日子，是你母亲苦给你的。你小时候也真是怪了，你母亲把你背在背上你都不得，偏要背在前面，要看得见你母亲的脸，你才不会哭闹。

幼年长大是童年。童年和少年，我都在小山村鱼他得读书，劳动。

读小学是在一座寺庙改建的土墙瓦顶陋屋里。我记得语文老师教我们《七律·长征》那一课，老师一板一拍讲解道：“三军过后尽开颜，意思是说，过些天，红军就要进开远了。”同学们听老师这么一讲，都羡慕地转头望我，我也神气地扬着头。因为同学们都听说过，我的小命是开远的解放军医生救的。

劳动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在鱼他得村西边看得见山脚下盘溪坝子的栽麦地，生产队给了村小学一块“学生地”。劳动课时，我和小伙伴们像一群出栏的野猴子，满山去拣拾牛粪马粪，割苦刺或蒿枝的嫩尖，聚拢到“学生地”里当肥料。平时只有一两本书的小书包，会在劳动课结束时变得鼓鼓的，书包里装满了随手采摘的橄榄、天黄瓜、地板藤果、鸟蛋，还有盘溪部队拉练打靶时飞落在战壕周围的子弹壳、铅弹头。

1979年，我在离我们村25公里外的西龙读高中。放假回村，我除了早上帮母亲挑水、割猪草，晚上帮母亲码玉麦、磨面，白天的任务是放牛牧马。我最喜欢去的山岭，是村西边长满黑石头和山茅草的灯笼山一带，站在那几座高山莽岭突起的巨石上，可俯瞰盘溪坝子，看得见滇越铁路上来回奔跑的火车，闻得见盘溪坝子的稻花香，甘蔗糖香。轰隆隆嘶叫着开过的客运火车像一条绿蛇，货运火车则像一条黑蛇，沿南盘江东岸来去蜿蜒，火车向北可抵达昆明，向南经开远可抵达河口。火车一南一北经过及抵达的我未见过的大城小镇，总会让心里产生好奇的联想。更让我着迷的是，盘溪坝子里有一个营盘，驻扎着一支英雄的部队，那嘀嘀嗒嗒的军号声，出操唱歌的口令声，会随着西南风飘上山岭。有一天出山放牧的路上，我遇见家族里的一位大叔从山路上赶着两只羊往盘溪营盘方向走。我问大叔你要赶羊去整哪样？大叔说，你还记得吧，就是去年带部队来我们村拉练那个叔叔，和我打亲家那个首长回来了，我是民兵营长，赶两只羊去慰劳一下。我当时心想，我高中毕业就去当兵。晚上，我对母亲说了我高中毕业要当兵的想法。

1981年10月，我如愿当了兵。离家那天，母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嘱咐了一句又一句。我沿路爬上一座山垭口回望时，母亲还在原地一边割草一边张望渐行渐远的我。

有的人，把生日当作节日。而我从未过过生日，更没有把生日当作节日。是的，我有一个好记的生日，一个与祖国命运有关的生日，但我的生日，是祖国母亲的苦难日，是生身母亲的苦难日。（作者 黄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