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到老叔了，他额头的皱纹让我想到了旱季里的坡地，一层层皱着干涸。躯体明显比前几年佝偻了些，年已七旬的他看起来比父亲苍老了许多，病痛也开始纠缠这个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老人。我从包里拿出刚在县城买来的风湿药膏和感冒常用药递给他，一边交代着用法和用量。老叔说：“你不用买这么多，我们现在离村卫生室只有几步路。”“刚才我还和你叔妈说你要回来，话音才落地，你就到家了”。“路通了么，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你还想着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啊，说回来一趟得花半天的时间。”我提到了从前，老叔立马感叹起来：“你们小时候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呢，尤其是五荒六月下雨天，雨大路滑走不惯，回到家就像条刚出田的泥鳅，让你阿奶看得心疼。”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屋外平整的水泥路，老叔他们已搬迁到离老家3公里外的叫做“得埃乌”的新寨子，住进了人们说的城里人才有的白楼房，看着曲屏电视，用着全自动洗衣机。老叔说，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和你叔妈可以安心闭眼走了。说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一丝哀伤，而我听着心里却泛着酸楚。
“得埃乌”是布朗语，意为“本人的山”。这个名字是老家所在的大中村支书李新兆起的，他在电话里和父亲说到新寨子的名字时，父亲连声称赞，说起得太好了，话毕，眼睛竟湿润起来。我知道，对于父亲这一辈布朗人而言，山地代表着超出生命之外的意义。他们从小便是在祖先们的口耳相传中，得知脚下这片土地所历经的更迭与沧桑。布朗族是濮人的后裔，哀牢国这块红土地上最早的主人，原居于保山坝一带，世代过着朝起暮归的农耕生活。元明统治者武力征服云南后，官吏们对当地土著实行“雄剥渔猎”的压迫剥削，从此打破了布朗族的平静与恬然。在统治者残酷压榨下，为求一条生路，布朗族被迫迁移到勐底坝（今施甸坝）居住，然而这块土地依然不是他们的久留之所。当地土司在划属耕地时，落后的布朗人实行了祖先最原始的结草记事，将所划山地用草绳结记，他们认为这一根根草绳足以表示所属领地的范围，却没想到一场大火之后领地却成了别人所有。草绳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强蛮的界碑，冰冷的文字与烧不毁的石头让布朗人带着伤痛和无奈又一次迁徙，来到了偏僻的深山老林。这里没有可取的财富，自然也就没有了阴险的纷争。在野兽出没的深山里，先祖们凭仗无畏和顽强安家落户，代代繁衍生息。大山以厚实的胸膛接纳了这群颠沛流离的人们，人们也用爱回馈滋养他们的大山。他们用纪念与爱为这个地方取名“日哈”（布朗语，意为小寨子），自称“本人”，意思是“本地守土之人”。是的，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重要而神圣。从“日老”（保山坝子，意为大寨子）到“日哈”，一次次丧失家园的布朗人懂得了坚守也懂得了珍惜，这是一次历史的放逐，被放逐的是布朗人的躯体，然而根植于布朗人灵魂深处的坚韧和善良却永远袒示给这块生生不息的大地。
从勐底坝一步步搬迁到枯柯河边的大山，这一路的迁徙带着屈辱和无奈，而大山依然属于当时的汉人管辖，布朗人称拥有土地的汉人为 “山主”。土地从未真正属于过这些随时与泥土保持着亲密关系的“本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布朗人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山地，阿公就是从“山主”手上接过土地的第一代埃乌（本人），那时，老叔刚刚降世，时隔恰好70年。
如今，老叔依然记得阿公告知他的，哪一片山是汉人朱家的，哪一块田是汉人杨家的。还说起，在老家附近的崖子头上看到过，曾经的“山主”刻下的几个字：杨家水，朱家山。他们用这样明晰的标志来划分山地与水田的所属，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和为此绝对的服从。一辈辈的布朗族便是在这样的租赁关系中，在自己深爱的土地上艰难求生的，带着沉甸甸的痛感。在搬迁新居时，“得埃乌”这三个字终于用碑刻的形式矗立在寨子中央，以宣告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永久的地名。“本人的山”，这是祖辈们梦寐以求的夙愿，是布朗族朝思暮想的拥有，只有在今天，才能堂堂正正地告白于天下，那些结绳记事的过往终究随着一把火化为灰烬，本人先祖的梦圆在这个崭新的寨子里，圆在这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上，圆在招展着蓬勃绿意的山间林地，圆在每一个后人的心中。
儿时，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陪着父亲去给老叔打电话。那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难得回老家一趟的父亲每每记挂亲人，就得跑去商业局的三楼，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尽头的会议室外那张办公桌边，摇动那台老旧的黑色电话机。摇了总机转到摆榔乡，再转到大中村。老叔那时是大队干部，时常在村里驻扎。有时幸运老叔在，便有人去叫他，有时不在，只有说好时间，再打去。转接的过程便是漫长的等待，而这时，父亲和我就安静地等着。他抱起我，走到会议室的窗口，指着东南方层层叠叠的青山说：你老叔他们就住在山的那边。看着被雾气锁住的山峦，让我觉得老家很遥远，遥远到不可轻易抵达。而实际上，那被深埋于大山叫做楂子树的老家，与县城真正的距离就30多公里而已。
最初回家的记忆似乎定格在小学时了，父亲带着我和阿姐，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摇摇晃晃颠簸到姚关乡，公路便终结了，下车开始步行。父亲挑着扁担，一头是阿公阿奶爱吃的糖果、饵丝、面条，另一头是为他们新买的衣物，一些常用的药品。父亲用蛇皮口袋装满了沉沉的两袋，勾挂在扁担的两头，他在前面挑着，我和阿姐在后面边玩边跑。有时父亲累了，会找个阴凉的地方歇脚，顽皮的我会拿起扁担和阿姐拉拔河。有时父亲会采林里的野果给我们吃，我和阿姐会把野花插得满头都是，路边的草丛中不时有野鸡扑腾飞出，引来我们惊喜地大叫。回家的路虽艰辛却充满期待，因为，在山的那端有老家亲人渴盼的目光，那目光似乎暗藏着神秘的力量，让人负累而不苦。记忆最深的一次回家是没有父亲的陪伴，那时的我已读高中，带着父亲给阿奶买的药和糕点，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不巧半道忽然变天，下起大雨，水网一样密而紧实，牢牢罩住山峦。我跟着赶集的寨子人回家，他们负重而行，背着从集市上买回的生活用品，而我几乎空身徒步，却被大雨困得迈不开脚，寨子人只好走走停停驻足等我，为了不让别人受累，也为了不让雨把药淋湿，我一只手护住包，一只手撑着伞，咬着牙跟上他们的步伐。不想在湿滑的坡地滚了一跤，摔得浑身泥水，脚踝破皮。接过他们为我砍的竹棍当拐杖，我才勉强支撑起自己颤抖的双腿，看着湿漉漉的背包，泪水和雨水交织着布满了我的脸颊。就这样跌跌跘跘，艰难地回到了家。当阿奶帮我洗擦伤口时，轻轻说了句：阿么，把我家槑槑跌伤了。泪水再次忍不住滴落下来。时隔多年，那一幕清晰如昨。那一路，让我体验到了山里人的不易，老家的亲人们便是在这样的山路上艰难求生的。那一路，让我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更疼惜老家的每一位亲人。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阿奶就过世了，阿公和阿奶故去后的老家，似乎丧失了某种特殊的魔力，让父亲不再魂牵梦绕。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开始递减。而每次回去，都会发现这个小小的寨子在悄然改变，从当年的13户人家增到现在的30多户，新的瓦房，水泥平顶在绿树间映现。过去的羊肠小路如今可通车辆，那些人背马驮的景象一去不返。我可以开着车陪父亲回去，停在阿公种的大青树下，几步路就到家。而如今，随着国家扶贫帮扶政策的实施，少小民族的生活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搬迁到“得埃乌”来的老乡们，开始与外界有了更多更频繁的交流。孩子们读书方便了，老人们就医无忧了，买卖有时在家门口便完成了，有的年轻人开了网店，做起了微商。
曾经阻隔在我和老家的山水，已被一条条明亮的道路连接，父亲和老叔随时在手机里拉家常，说年景，谈儿女之事，聊家乡的点滴变化。父亲对老叔说，我们都要保重身体，好日子要慢慢过，赶上好时代，我们是幸运呢。而这时，老叔常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是咯是咯，闭眼也值了！楂子树，那个名字上透着苦涩滋味的地域，那个曾经让祖辈们抛洒过血汗的家园，已改变了模样，它将被“得埃乌”这个带着归属感的名字所替代。（作者李俊玲）
